城市和国际体系转型的逻辑后果
全球城市网络构建城市和国际体系转型的逻辑关系，同时又以全球城市、城市外交和规范创新与扩散三种基本方式从内容上实现国际体系转型（见表2-1）。
表2-1 城市和国际体系转型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https://www.daowen.com)
然而这一逻辑和历史进程不是没有条件的。除了全球化、信息化和全球公共政策协调的历史趋势，这一逻辑和进程与城市自身的发展战略也密切相关。20世纪上半叶，全球主要城市都有主导产业基地，然而下半叶却先后出现生产衰退、竞争力丧失以及失业、移民等各类经济社会问题。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城市精英认为，只有执行与全球政治经济循环回路连接的增长战略才能修复自身在城市网络中的地位。一些意志坚定、行动迅速、有着良好战略规划的城市也的确取得成功，很快转变为区域性甚至世界/全球城市，如英国的曼彻斯特、美国的迈阿密，而那些没有成功转变的城市则在全球连接中出现后退，如美国的底特律。然而增长并非没有成本，城市与全球政治经济循环回路的连接也并不总是互惠，城市在实现国际体系逻辑关系的过程中也带来了技术和道德风险的逻辑后果。
技术风险是指随着城市发展而衍生出的技术渗透到国际体系而产生了困境，而这种困境是在传统条件下所没有的。城市本质上是人造的产物，一连串技术体系编织出来的物质生产、消费、流通网络为维持正常运转，既需要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也需要大量物质和资源的驱动，由此基础设施和自然能源提取技术便成为城市发展的逻辑前提。经济学中的内生增长模型认为，技术变迁内生于经济增长过程，完全竞争的市场激励机制下，各种资源要素按照供求自由定价，技术创新主体根据市场价格信号做出灵敏反应，经济刺激下发生诱致性、原发性技术变迁，而技术变迁改变了投入产出和资源配置效率，又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螺旋式双向推进使技术深嵌于城市发展进程的同时，又通过全球城市网络进一步扩散至整个国际体系。技术尤其是重大核心技术（如原子能和低碳技术）不仅会对国家产生直接的物理性影响而改变政治力量对比，还赋予非国家行为主体直接参与国际体系的渠道和途径，使价值规范瞬时传播成为可能。曼纽尔·卡斯特尔认为技术创新导致地方活动主义在全球层面的兴起，网络空间更是导致传统国家地域空间为现代技术所侵蚀，“技术成为一种全球性力量”[31]。技术创新促进城市发展和国际体系权力转移，同时也带来了脆弱和风险。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指出不断演进的技术化趋势使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安东尼·吉登斯也认为不断发展的知识在这个世界不断制造风险，风险和技术成为生存方式。[32]适度的风险有利于思维集中和社会创造，但当风险发展为普遍的、持久的恐惧时就会问题化，成为国际体系的焦点。无论交通事故等日常风险，还是环境、核电等重大安全风险，抑或是SARS等疾病灾害，只要在一个城市发生就会通过网络传播至其他城市，最终影响整个国际体系。[33]经济—技术—风险深嵌于城市—国际体系双边互动，风险也不再是经济社会系统之外的偶发事件而成为核心范畴。然而，应对风险最重要的仍然是技术创新，国家为寻求现行政治经济框架与文化心理安全就不得不做出恰当的政策反应，通过科学技术开发出操作性技术（比如技术标准和保险准则），或者将其安全化进而创造出一种新的安全规范。相信未来由城市发展而引致的风险发现、风险预防、风险合作将成为国际体系必须认真对待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道德风险是指城市实现自身战略目标过程中而产生的负外部性，国际体系其他行为主体尤其是全球城市网络中的其他城市，都不得不承担起原本不属于自己的责任。全球网络连接增长战略要求国际体系向城市持续输入资源和价值并获取产出，以维持城市增长战略的平衡，然而全球政治经济循环回路、国家和城市自身等多层次缘由使这种平衡并不容易得到维持。增长战略受挫使城市不断涌现出向外部世界转嫁责任的动机，而这种倾向和动机在近年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两大非传统领域集中体现。金融危机爆发于美国的金融心脏华尔街，其根源就在于城市精英的增长战略。此次危机不仅扰乱了全球经济秩序，使许多城市资产总值一落千丈，还以全球城市与国际体系的逻辑关联迫使国家采取集体行动以确保全球政治经济循环回路的基本公共产品的供应。气候变化是目前唯一的真正的全球性环境问题，其治理特殊性和复杂性就在于其与生产生活的息息相关，国际社会必须综合经济增长、代际公平与人类生存基础等方面对各国排放加以限制，于是产生了环境容量和发展空间的竞争。虽然气候谈判的主体是国家，但浩如烟海的文献指出无论减缓还是适应，城市行动直接关系到成效。城市虽只占全球陆地表面的很少一部分却释放了绝大多数二氧化碳，比如美国最大的前20座城市的释放量就大于整个国土吸收量，因此负有主要责任。责任决定义务，然而这种义务分配在城市间并不总是清晰明确。索伯卡尔·达卡尔（Shobhakar Dhakal）比较北京、上海、首尔和东京4个主要东亚城市发现，就人均直接排放而言，北京比东京高出30%，但如果比较城市所消耗的产品和服务全过程，东京则比北京高46%，东京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还不及终端消费总排放量的1/3。[34]原来发达国家低碳城市建立在发展中国家城市高碳基础之上，减排应坚持生产者责任还是消费者责任成为国际体系制度与国际体系规范必须面对的挑战。金融危机和环境变化危机均肇始于城市，说明城市给国际体系带来的道德风险似乎并不容易获得解决，这也就成为国际体系转型必须予以关注的方面。
城市通过网络与国际体系转型之间产生逻辑联系，但也带来技术风险、道德风险的逻辑后果，而这种逻辑后果又进一步使国际体系面临更多的非传统难题，并从权力结构、体系制度、价值规范等诸多方面对国家、组织和个人提出与以往大不相同的要求。那么这种要求是否能够颠覆现行国际体系呢？近期看来似乎又不太可能，但毫无疑问这些新问题在推进国际体系转型方面蕴含着前所未有的新动能和新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