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动力的多样化
城市化最初是由工业化拉动的，工业化对城市化具有“发动机”和“孵化器”的作用。工业化启动意味着大量企业的兴起，而企业需要雇佣工人，吸引大量农村人口迁入，造成大批产业工人集中居住，促进了城市居住区的出现。人口在城市居住的集中意味着对交通、环境和卫生等公共服务提出了需求。伴随着基础设施的兴建和功能的不断完善，城市的拥挤生活成为可能，而城市本身的规模经济、集聚经济显现，反过来作用于工业化，带来工业化的进步。尽管工业化过程中也有公共服务和服务业的发展，但总的来说，欧美发达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相关系数极高，1841—1931年英国相关系数为0.985，1866—1946年法国为0.970，1870—1940年瑞典为0.967，[9]1790—1950年美国城市化率变动曲线与工业化率变动曲线几乎是两条平行上升曲线，1820—1950年整个发达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相关系数高达0.997。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在世界其他地区扩散，两者虽仍保持紧密关系但已有所松动。19世纪末，阿根廷受到欧洲工业化的影响以及自身产业推动，开始了较为明显城市化的进程。20世纪20—70年代，大多数拉美国家进入快车道，1920年拉美地区城市化率仅为22%，到1950年达到41.8%，1980年进一步提高到64%，1998年达到78%。拉美国家城市化进程快，然而缺乏总体统筹规划，出现超越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过度城市化。譬如，墨西哥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远不如瑞士、芬兰、澳大利亚和意大利，但20世纪90年代初期城市化水平明显高于瑞士、奥地利等欧洲发达国家。过度城市化不仅没有带来经济繁荣，反而使农业衰败、乡村凋敝、粮食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城市并没有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必要的生活条件，无序和混乱突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纷纷独立，开始致力于发展民族经济，试图通过国家的力量推动工业化，城市化也随之启动。然而，此时发展中国家城市化与发达国家当时所处的世界经济形式已不可同日而语，它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在以西方国家为核心的世界经济体系的格局中展开的，处于屈从地位。发展中国家在试图从全球化中获取资源以支持自身的城市化进程时，也必然受到全球化构成性的影响。其影响主要为：一是城市化不再受到国内余粮率的影响。封闭经济条件下，国内余粮率对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有着约束作用，城市化率的每一个提高都需要粮食生产效率的提升；开放经济条件下，粮食贸易显著放宽了余粮率的约束性，其内在机制就在于粮食进口使得城市对人口的容纳能力大幅提升，由此粮食全球供应深刻支撑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模式。譬如，印度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主要源于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和农村贫困的推动。农村土地集中现象严重，大量人口无地可种，农业科学也相对落后，粮食生产效率很低，显然只有粮食的大量进口才能支持印度如此规模和速度的城市化进程。二是城市受国际劳动分工影响逐步上升。信息技术和交通运输技术飞速发展，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快速自由流动，世界贸易和国际投资增长到了新的阶段，国际分工走向纵深。发达国家将那些对劳动者素质要求不高、操作简单、技术标准化、程序化的工业制造业环节转移到劳动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而自身则聚焦对全球范围的生产进行协调、管理和控制的领域或者以知识创新为基础的高技术领域，由此许多传统工业快速从西欧、北美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超大城市因为先天优势，如具备丰富的人才资源、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相对完善的制度环境，成为拥有较大比重低附加值、高污染的制造业的落脚点，甚至成为全球污染工业的落脚点。这样，发展中国家的超大城市也就纳入全球生产网络，成为全球要素流动的空间载体。这些国家尽管工业化对城市化有强劲影响，但全球生产网络纵深推进对金融和信息等相对先进生产性有较大的需求，由此生产性服务业获得了极大发展，城市服务业的年均增长甚至比制造业还要快；然而，这些行业就业岗位只面向精英阶层，导致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能力显著减少，这样发展中国家的超大城市呈现出了服务业主导的早熟迹象。孟买可以说是典型案例。孟买集聚了大量的银行、证券交易所、跨国公司总部等印度最先进的生产性服务业，其GDP的80%属于服务业，并引发土地、资产等要素价格持续攀升。目前孟买的房产价格畸高，但并不是真实市场供求下的价格上涨，而是现代化住房奇缺导致的。这种价格也给贫民窟的土地价格提供了误导性的参照系，形成了恶性循环。土地和房价轮番上涨，导致城市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昂，阻碍了城市化的健康有序推动。
表1-1 各国不同的城市化模式
资料来源：孙全胜：《主要国家城市化基本经验及其启示》，《上海经济研究》2018年第1期，第116—127页。(https://www.daowen.com)
当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受全球化、信息化影响转向以服务业驱动，出现服务业驱动的城市化时，这就打破了发达城市曾经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的高度关联，即：要么城市化水平明显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即过度城市化，以巴西等拉美国家为代表；要么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即城市化不足，以印度、埃及、巴基斯坦为代表。与城市化过度一样，城市化不足也是一种违背工业化发展规律的城市化。当城市化与工业化关联脱离时，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已不具备发达国家城市化起步时吸收大量中低收入劳动力的能力，也就是说就业岗位增速远远赶不上城市人口增长速度。统计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经济每年以5%的速度增长，而就业增长率只有2.5%，大量农村劳动力找不到合适就业岗位，只能流向非正式经济。由于缺乏必要的转换机制以及其他配套资源配置，依靠自然资源汲取而来的财富并没有服务于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由此对城市和城市化的性质提出挑战。这说明殖民主义的历史遗产和西方国家主导下的世界经济体系相当程度地规定了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基本趋向、特征及问题。发展中国家虽然采取了规划等方法努力塑造新的城市格局，但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善。
有趣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完成城市化，城市发展与制造业关系也出现脱钩，其内在机制就在于超大城市制造业向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升级引发内部的要素成本上升，引发挤出效应，大量制造业外迁到发展中国家；政府又在基础设施、交通、网络、教育医疗等方面对超大城市周边郊区或中小城市加大投入，或者更给予一系列优惠政策，制造业大规模迁移至中小城市。20世纪90年代信息高科技行业崛起，其增长也主要在郊区。由是，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进入快速增长轨道，郊外田园生活模式逐渐由富有阶层向中产阶层普及，大量居民开始搬离内城，郊区化进程开启。郊区化是指人口、就业机会、产业部门从城市向郊区迁移的一个过程。郊区逐步变成城市化的地区，原来的城市边缘地带发展成了城市的一部分。[10]中心城市在人口和产业外迁的同时，自身也完成了从工业经济向服务型经济的转换和升级，这样中心内城和郊区经过“分离发展—此消彼长—统筹互动”的过程逐步融为一体而形成大都市区。密集的、单核的、以同心圆方式扩展的中心城市显著让位于多中心的、低密度的大都市区。大都市区事实上适应了全球化在广泛空间范围进行资源配置和空间重组的趋势，应该说是城市化的高级阶段。
表1-2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比较[11]
资料来源：倪鹏飞：《中国新型城市化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