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城市已成为全球公共物品供给的重要来源

公共物品的充足持续供应是国际体系有效运转的前提，也是全球治理的核心指向。世界城市网络内部蕴藏的密集经济交易、高端管理职能、政治决策权限以及科技创新能力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核心决策区域和国际体系骨架，由此世界城市、国家和国际体系鼎足而立。不同于国家对国际公共物品的供给，世界城市供给方式主要有三种：（1）世界城市作为诸多网络关系的节点在“流动空间”中占有“位置性”权力，而这种位置性权力的创新实践和制度能力不仅为本地社区和国民经济提供服务，还以自身基础设施、制度设置与其他级别的政府、各类行为主体一道构建秩序化的跨国关系。^[126]（2）世界城市以后福特生产方式汇聚全球最顶尖的知识、经济、权力、管理精英，^[127]而这些精英又以领导或支持方式进入全球场景对复杂性问题做出回应，比如气候变化、金融危机、资源能源和人道主义灾难。他们既使城市成为有着战略治理能力的行为主体，又通过跨国网络和各种政治经济项目将城市转变为具体行为的操作者，如：位于纽约、伦敦、东京和巴黎的跨国公司总部就决定着数百个海外生产基地的环境实践和劳工状况；^[128]位于纽约、日内瓦、内罗毕的联合国官员、非政府组织领导人对发展中国家的减贫政策、环境保护、女性权利的重大影响。（3）制度性和政策性分权使城市国际活动空间增大，城市有足够的自由度与其他国际政治实体直接互动，将微观政治过程和宏观趋势直接联结，推动、支持或者延缓跨国政治过程。比如，围绕奥运会、世博会等特大活动，北京、上海与联合国、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OC）、国际展览局（BIE）等机构及其他世界城市直接来往并在知识、信息等软力量方面做出巨大贡献。当然，世界城市供给国际公共物品（public goods）也可供给国际公害（public bads）。世界城市构建和运营依赖大量技术系统，能源和水资源供应、建筑工程、交通路线、通信网络和各种废物垃圾输出处理等被称为生命线系统，而生命线系统的任何滞后、错误、失灵都可导致整个城市的瘫痪，而这种瘫痪又伴随着人、财、物和信息等要素快速流动并迅猛传播到其他世界城市，其中如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和多种类型禽流感的传播最为典型。^[129]实质上，城市住宅泡沫引发的金融危机、各种气候环境变化事件、自然灾害、资源枯竭等也可视为城市对国际体系供给的公害。(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