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内部规范创新使国际规范日益多样化

世界城市网络内部活跃着各种价值规范，这些价值规范与国际体系主流规范（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既可能一致、协同，也可能相互竞争、冲突。就治理而言，则主要表现在新兴规范的创造、扩散和深化上。目前国际社会新兴规范集中体现在人道主义和环境责任两大领域。尽管按照罗伯特·杰克森（Robert Jackson）在《全球契约》（Global Covenant）中的说法“人道主义因其基于人且仅仅基于人而具有普世性和穿透性，而环境责任也正逐步成为国际社会的根本规范”^[135]，但人道主义必须与大国权力相结合，环境责任必须与自由经济秩序融合成为“可持续发展”概念才能广泛传播，这说明国际规范地理扩散和浓度提升受到诸多因素制约，而城市在此过程中可发挥许多作用。《全球趋势2030》认为城市化必然伴随中产阶层强势崛起，而中产阶层的价值观、文化态度趋同^[136]，且对人道主义和环境责任一般有着近乎执着的热情，而“流动空间”又赋予他们创新、扩散、提升类似规范的便利机会和强大能力。城市创新、扩散规范并不限于城市政府等正式角色，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同样可成为规范的创造、扩散者甚至某种规范的终结者，因此，问题便转换到城市内部创新、扩散动力机制何在。规范生命周期模式表明，规范传播一般存在权力强制扩散、理性的利益扩散和恰当的说服扩散三种模式，而说服扩散又大致分为人道主义化框定、支持性规范联系和情感化宣传三种逻辑。^[137]作为民事力量（Civil Power），世界城市及承载的各类行为体并不具备强制性扩散的资格和能力，理性的利益扩散和恰当的说服扩散是主要政策选项。利益扩散主要指城市通过物质援助激励对方做出符合自身期望的改变，如南非种族隔离时期一些城市就对率先放弃隔离的友好城市、姐妹城市给予大量援助，进而形成强烈的示范效应。说服扩散要求城市根据具体情势采取策略，C40等城市网络将低碳环保与自然灾害、国家安全挂钩，较好地推进低碳生活方式价值观。此外，以城市作为平台的跨国倡议网络还积极使用玛格丽特·E.凯克（Margaret E.Keck）和凯瑟琳·辛金克归纳出的信息政治、象征政治、杠杆政治、责任政治以及诉诸国际舞台的“回飞镖”模式进行理念宣扬。^[138]诸多理论、实践和案例说明城市向下可推动居民内化既有的正确观念以更好地约束自身行为，向上可动员其“脱嵌”国家、对“适当性准则”支持并予以接受，向外可通过各种网络关系将内化规范的行为标准化加以推广。通过多种方式，世界城市不但成功创造出有益于群众生产生活的良好规范，还自发、自动对外传播并得到其他世界城市和各类团体的响应，致使宏观层面治理规范群发生变迁。^[139](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