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引致非传统安全
非传统安全议题走向城市间的“流动性”“去领土化”使得城市成为全球安全治理结构的核心部件（Building Block）。事实上，非传统安全和城市的关联还有着发生学的意义，即城市化本身也是非传统安全城市转向的原因。这表现在三个层面：城市化进程迅猛推进，使非传统安全议题更容易出现；城市化以特大城市组团方式进行，使得非传统安全议题向特定地理位置集中；城市化还使得城市居民的价值观念变化，议题更易跨越安全门槛成为安全议题。
第一，快速城市化成为环境安全和社会安全议题的主要驱动力。城市化率和人类发展指数（HDI）有明显正相关关系，推进却基本是能源、资源和环境承载力消耗的结果。不论矿藏、石油、水、生态环境还是农业实践都是有限的，城市化过快推进必然消耗太多资源进而引发气候环境变化。学者们经过测算发现城市化率每提高1%，能源消耗增加2.2%。预测1990—2025年世界城市化比例可能提高150%，届时能源消费将增加3倍，与“一切照旧”相比，额外产生的温室气体将至少占到现有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一半。[54]联合国2011年《全球人类住区报告：城市与气候变化》指出，城市是人类环境污染的最大来源，温室气体排放量已占全球排放总量的70%左右，而70%的排放又大多数来自建筑、交通和工业生产等现代部门。世界银行报告也指出城市化有着开始、起飞和成熟三个不同阶段，对应不同环境问题：贫困主导型如清洁水的供应，生产主导型如工厂污染，而消费主导型如汽车尾气排放、垃圾环城，目前全球主要态势是向生产和消费主导型混合化演变，以“人口大量集中、资源大量消耗、污染物大量排放”为主要特征。城市化推进改变自然景观，如森林面积的减少、高级植物和动物组成异化以及淡水质量可获得性的变化，微生物生存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病毒更倾向变异、传播。实际上，此次埃博拉在西非爆发也主要源于西非过度迅猛的城市化，这种城市化一方面迫使人类与携带病毒的动物栖息地产生交集，另一方面也使病毒不断适应进化更具传染性，[55]未来只要城市化继续推进就可能产生更多类似禽流感和埃博拉类的病毒变异。城市化还导致人口饮食方式和结构的高级化，世界各国为获取更多粮食更竭尽所能地利用生态系统增加产出，生态负荷进一步增大。或许生态足迹这一概念能更好地阐述这一转变对地球的影响。1961年，全球人口刚刚超过31亿，城市化率只有34%，生态足迹大约占地球生物承载力一半；到2008年全球城市化率超过一半，地球承载68亿人口，生态足迹总和相当于182亿公顷，相当于1.5个地球的承载力。罗马俱乐部成员乔根·兰德斯（Jorgen Randers）对未来2052年的预测也认为，相比1970年人类生态足迹确实增加一倍，2010年的生态足迹已经超出地球承载力的40%，如果人类放任自流，地球将会崩溃。[56]人类的生态足迹为何会超越地球承载力？2005年联合国发布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给出了足够理由，包括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技术适应与利用、外部输入、资源收获与资源消费、气候变化，而这一切归结起来就是城市化。创立B模式的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Lester R.Brown）指出人类饮食方式转变显著改变了地球生态环境，而饮食方式转变正是城市化带来的生活方式革命的结果。[57]当然，如果城市化只是“浅度城市化”“半城市化”或者“过度城市化”[58]，即城市化没有被良好管理，在边缘地带出现大面积非正式占有，形成“贫民窟”式的“落脚城市”[59]，也会带来严重城市暴力，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60]
第二，城市化的方式发生变化，人口超千万的特大城市或者城市区域越来越成为国际体系的重心，人口空间分布极化。基于市场机制和人口自由流动，经济活动和人口高度集中在少数地区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这种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规模带来显著经济意义。麦肯锡的报告《城市的世界：规划城市的经济力量》指出，未来2 000个大都市地区将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75%的贡献，尽管中小城市将获得最快增长，但中小城市地域多样性、市场观念、价值观和政治文化迥异，只有和特大城市共同构建成城市区域才能提升竞争力、发挥有效影响力。其二，特大城市的人口比例持续上升。根据联合国《世界城市化展望2018》数据，2014年全球10%的大概7亿人口生活在人口超千万以上的城市，而到2025年这一比例增加至14%；与之相反，2014年人口不到50万城市人口比重为51%，而到2025年将下降到43%。为何出现这种变化？尽管大城市确实存在程度不一的交通阻塞、环境恶化、竞争激烈等城市病，却也有着文化多元、服务品质优秀、市场容量大、信息资讯迅即、机会增多、资源集中等正外部性，当正外部性大于负外部性时，无论企业和人口都愿意集聚，由此人口持续向大城市流入成为常态。其三，特大城市或者城市群日益增多。1970年全球只有11个城市人口超千万的巨型城市，当前数量却已有21 个，未来几年将上升至33 个，[61]到2030年预计达到41个。特大城市、城市区域或者城市组团式发展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还体现在地理位置上。数十年之前，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区域或者城市群基本位于发达国家，如今更多位于发展中国家，主要集中于亚洲和非洲。2015年，前20大城市平均人口规模已上升到1 859万，人口超千万的前29个超大城市，非洲、亚洲、拉美发展中国家占据22席。《非洲城市状态2014》则指出，非洲地区大城市尤其是首都城市正持续地整合周边乡镇和村庄，城市区域或者说扩展的城镇体系日益显现。据推测，到2025年非洲最大的10个城市都将在10—20年之后演化为巨型城市区域，包括拉各斯、开罗、金沙萨、达累斯萨拉姆、喀土穆、阿比让、内罗毕和卡诺等。除了城市内部形态，整个大陆的城市体系也呈现出沿着交通干道蔓延或者交通干道将若干个城市区域有效连接的态势。[62]发达国家或者不发达国家，人口向特大城市高度集中这一事实说明，国家发展空间在极化。这些区域不成比例地拥有各种关键资源无疑对政治安全、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权等诸多议题产生重大意义。萨斯基亚·萨森认为目前世界发展的典型特征之一便是全球城市或者加州硅谷战略性区域的崛起，国家、全球和战略性区域三足鼎立。[63]笔者认为未来国际体系的空间格局既不是多极也不是无极，而是国家构建的“块”状向特大城市的“岛”链状重构，横向看呈现为由各大枢纽和节点连接在一起的网状形态，垂直看呈现出按照经济密度、人口密度和人文发展指数高低不一的“簇”状。这种背景下，非传统安全向城市空间转向，必然也就以“群岛”“枢纽”“节点”为重心。
第三，城市化使得更多人群成为中产阶层，而价值观的趋同使与生命和环境相关的议题更易被“安全化”，成为非传统安全议题。城市不仅生产，也不仅仅是新产品、服务和生活方式的试验地，还是正式、非正式沟通的平台，源源不断地创造出中产阶层。城市学家一致认为：“大都市经济，如果运转正常，必须持续地将贫穷人口转换成为中产阶层，文盲变成技术人口，生手变成有竞争力的居民。”[64]根据欧盟安全研究所（EUISS）发布的《全球发展趋势2030——相互联系的多中心世界中的公民》报告，全球中产阶层将从目前约20亿人口增加到2020年的32亿、2030年的49亿。换句话说，不久的将来，中产阶层人数将超过穷人，成为主导社会群体。[65]
城市化持续地将贫穷人口转化成中产阶层，而中产阶层又如何影响非传统安全议题？其过程涉及到哥本哈根学派提出的“安全化”理论。安全化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当常规问题被当作“存在性威胁”就需采取超越常规的紧急措施，而这些措施超出正常程序仍不失为正当。安全化过程有四类不可或缺的行为主体：安全化主体，主要是国家但绝非仅限于国家；指涉对象，安全需要得到保护的对象；威胁代理，主要指威胁来源；听众，决定安全化逻辑被接受的程度。安全化成功，不仅需要施动者发起还需要听众接受，即听众也和发起者一样感受到“存在性威胁”。然而如何才能使听众接受？国内学者提出因果、时间和道德三个层面。因果即什么造成了什么后果，既可能牵涉到责任的分配也可能牵涉到科学原理，如气候变化被安全化就和联合国政府间专家委员会发布的一系列科学发现有关；时间一般意味着“事件紧迫”，必须迅速行动；而道德更多指涉“某种恰当性逻辑”，如道德禁忌或者道德必需。[66]显然，中产阶层成为城市社会的主导群体，就是天然的“听众”，任何议题需要“安全化”，因果话语都必须为他们所接受且这种因果话语也常常得和中产阶层的价值、特征偏好“匹配”。
那么中产阶层有哪些价值和特征偏好呢？美国政治学者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在其经典文献《民主的一些先决性社会条件：经济发展和政治合法性》中做出归纳，他认为中产阶层有四个方面特征：一是中产阶层学历较高，接受良好的现代教育，具有较高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通过媒体获取信息的能力比较强，对现代政治价值观有更好的理解和认识；二是中产阶层在人口中的比例和产业化、城市化有着密切联系；三是中产阶层成为社会主流后，要求扩大政治自由和权利；四是中产阶层的思想行动相对理性稳健，常常成为支撑民主政治安定成熟的重要力量。[67]李普塞特归纳的这些特质和此后的一系列研究说明中产阶层追求物质、讲究生活品味、热衷奢侈品，消费主义至上，往往短期内制造出极为庞大的消费市场。[68]同时，中产阶层也注重个体权利，认为自由、人权是人的神圣权利，向往纯粹的自由和自然，极端状态甚至追求一种无政府主义的价值目标。城市化尤其是特大城市内部主流人群价值和行为取向的“同质化”“稳定化”使得某些议题只要和“暴力”“人权”“环境”有关，采取超越常规的“政策措施”就容易获得中产阶层支持。其实，中产阶层有时并不仅仅是听众也可能是安全化主体，当雾霾和暴力对中产阶层生命财产构成持续严重威胁时，他们往往主动要求国家采取紧急措施，后果就是一方面国家公共政策有足够的压力和动力；另一方面安全化机制“门槛”越来越低，从国家、种族受到整体性的灭绝到个体人生命受到威胁，到“人权”“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