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动态过程和规范传播减弱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增强社会性

网络动态过程是网络内部信息和物质的流动性，包括网络内部交流以及网络与外部交流，应用到城市网络上最重要的便是与国际体系的交流。国际体系最核心的特征是无政府状态。虽然学术界对无政府的内涵存在多种解释^[40]，但基本同意“缺乏绝对权威来管理主权行为”。现实主义认为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家缺乏依靠对象，为安全和独立只能自助，而自助又创造出信任缺乏以及更为严重的“安全困境”，由此国际秩序的创造和维持只能依靠均势和力量制衡。然而以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为代表的英国学派认为，国际体系虽然是无政府状态但还具有社会性，这种社会性不是来自别处而是人内在的群体性。社会性、群体性不仅创造共同的原始需求，还塑造规范和共同价值观念以及基于利益、价值规范基础上的习俗、道义规则甚至国际制度，由此国际体系不是无政府状态而是无政府社会。无政府社会中城市网络依然不能管理国家行为，更不可能获取超越国家的权威，但“流动空间”内嵌的配套基础设施、有序交往关系和制度安排都极大地促进各类行为主体意图相互了解和承诺可信度，安全困境得到稀释，用罗伯特·基欧汉与约瑟夫·奈的语言来说国际体系变得厚重（thick）^[41]，无政府程度被削弱。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认为不同国家国民之间的沟通交流有助于理解和合作，对削弱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具有重要的深刻的意义。城市网络不仅物质上为相互间交往创造便利，还是规范的创造者和扩散渠道。规范本义指群体所确立的行为标准，可以由组织规定，也可以是交往过程中非正式地形成，但规范本身表明群体对什么是适切行为有着共同预期。根据玛莎·芬尼莫尔和凯瑟琳·辛金克提出的规范生命周期模型可知，任何规范都存在创新、扩散和内化三个阶段，^[42]而无论创新、扩散和内化都有着内在逻辑和动力机制。城市往往是有着良好意识的行为主体，既对和平与战争等高级政治议题，也对气候变化、金融危机等低级政治议题有着价值判断和诉求，而流动空间更内嵌了规范扩散的渠道和能力。城市向下可推动居民内化既有的观念以指导自身行为，向上可动员其嵌入国家对“适当性准则”的支持并接受，向外通过网络将自身行为标准化加以推广，经过一系列运作，体系内部的规范群以及规范群所掌握的力量分布动态变迁。一些人甚至已认为全球体系社会性的厚薄很大程度取决于城市对相应规范的内在化、推广性，而城市自身已成为规范竞争的主要场域。(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