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社会资本”，增强城市韧性，依靠“韧性”提升非传统安全
非传统安全治理目前最有效的模式是多主体协同的政策网络过程，通过资源和信息的联结、交换进而有效制定预案或者实施方案。然而多主体协同的关键在于信任、调适、相互支持，进而形成稳定的网络结构，而整体信任、相互支持网络关系的多少就是社会资本。许多案例证实社会资本在自然灾害救助、气候变化适应、传染病预防、艾滋病防治，甚至恐怖主义应对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77]然而目前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景象，无论发达国家的世界城市如巴黎、纽约、伦敦，还是发展中国家迅速城市化的区域上海、北京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封闭社区（Gated Community）[78]。封闭社区表面上使富裕的个体或者家庭获得更多安全却深层次破坏整体安全结构，人与人的互助网络、亲密关系难以存续，也为暴力、恐惧和空间政治的碎片化打下基础，巴黎《查理周刊》暴恐袭击就和城市社会隔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碎片化的空间政治使得非传统安全事件一旦发生于城市某个区位，其他区位常常难以及时准确地联动，使得个体难以找到求助对象，只能依赖正式制度。但正式制度承载容量总是有限的，骤然冲击或者过度承载常常使制度崩溃、使治理陷于无效，如何使社会资本在信息获取、资源交换、网络构建等诸方面有所进展还有待思考。学理也证明社会资本扩容依赖于社会结构的稳定，中产阶层成为社会主导群体，价值观趋同，确易于产生更多信任、协同、相互调适和互惠规范，而美国情报委员会发布的《全球趋势2030》也指出中产阶层群体的增长，个体赋权扩大有时也难以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79]这就需要文化、社群和公民社会组织的有效干预。社会资本的概念说明，尽管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易于爆发各类安全事件造成社会心理恐慌，但也有应对“韧性”。韧性是指发现、防止各种风险和挑战，即使事件发生后仍能快速有效应对的能力。因此，提高城市韧性对非传统安全的治理异常重要。提高韧性首先得发现风险，发现风险就需对城市风险系统进行识别，在此基础上构建综合应对机制，进而将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水平。识别方法可参考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提出的“驱动力（Driving Forces）—状态（Status）—响应（Response）模型”即“DSR 模型”。事实上，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内部发展需求、社会公众对安全的需求、国家安全治理机制演化等共同构成安全提升的驱动力，迫使城市向安全城市转型。此外，城市自身还通过政策法规、规划设计来提高公众意识，在问题还未发生时就提前做好预案，提前做出响应，而响应之后又通过表征得到反馈，最终实现城市安全水平即韧性的提高。[80]这一系列过程中，每个动作都看成是综合过程中的前一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建立在完成前一个阶段的基础之上，万一非传统安全事件突然冲击城市，负面影响就减到最小。[81]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城市社会资本的扩容还是城市韧性的提高，国家的作用不容忽视，如：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最低工资、社会保障等，都只有在国家层面上能够实施；关键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的实施能力也只有国家才能拥有。事实上，当非传统安全足够重要时，常常需要国家层面的有效响应，由此城市和国家的配合、协调也是提升城市韧性的核心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