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对世界秩序的影响
对发达国家来说，城市化显然不是人为政策驱动的结果，而是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带来的自然结果，属于自发秩序，然而先行者也对世界秩序面貌予以了基本的规定，包括演变的动力、行为主体、结构规则、基本规范等。城市化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则截然不同。通过城市化，发展中国家试图实现三重政策目标：通过技术更新提升国内生产效率和人均收入；为日益增多的城市居民创造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扩展自身贸易和投资关系，发展超越国际援助和摆脱对自然资源的依赖。这三重目标实现与否都与既定的世界秩序以及世界经济体系有着直接现实的关联。由此分析当前全球城市化过程和基本情况时，既要分析既定的世界秩序对城市化率的提升的内在逻辑联系和内在规定性，也需注意世界秩序带来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城市化带来日益多元化的行为主体，权力流散异常明显，城市提供了异常便捷的交通基础设施，这为非国家行为体直接参与国际体系提供便利。《全球趋势2030》预测城市化的一个显著后果便是个体赋权（Individual Empowerment），由此国际社会有可能出现混乱的局面。[12]约瑟夫·奈（Joseph S.Nye）认为国际体系权力的确在变化（shifting），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西方向东方的转移（transition），另一种是国家向非国家流散（diffusion）。[13]菲利普·帕特伯格（Philipp P attberg）认为，城市化进程使得全球治理不能过度坚持国家中心主义，而应有公共网络（如城市网络）、公共和私人的混合网络（如全球契约）、整合营利和非营利组织（如企业社会责任）等多种治理形式。[14]城市化带来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以及更多的治理资源，然而城市内部的主体间关系变得更加不确定性。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马塞厄斯·柯尼斯-阿奇布吉（Mathias Koenig-Archibugi）等学者认为全球化和城市化不仅没有使各类行为主体融合，反而使行为主体自我认同增强，再加上业已存在的权力和资源不平等导致社会呈现出浓厚的现实主义氛围，不仅国家间竞争加剧，非国家行为主体也在激烈博弈。约翰·鲁杰（John Ruggie）阐释“嵌入自由主义”时认为受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影响，支持专利、知识产权等市场权利的跨国公司迅速压倒支持劳工标准、环境、人权等方面的公民社会组织，[15]引致代表市场的主体和代表社会保护的主体出现严重对立甚至冲突和对抗。主体间关系普遍紧张、对立和冲突，使国家、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都在寻求责任最小化和利益最大化。(https://www.daowen.com)
（二）城市化对可持续发展提出了重大挑战。城市确实是最有效率的人口集聚地，以最少的资源环境消耗带动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从空间来看，全球主要城市占地仅为地球面积的0.5%，却贡献了70%的GDP，产生了60%的能源消费、70%的温室气体排放和70%的废弃物。然而城市化在改善人类福利的同时也会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城市化建成区扩大改变区域地表环境，致使动物栖息地和森林丧失，生物多样性被严重破坏。过去30年地球上生物种类减少35%，其中淡水生物种类减少了54%，海洋生物种类减少35%，树木种类减少15%。与此同时，城市化还导致乡土社区的颠覆，居住地与原有职业关系彻底崩溃，农村社会进一步被边缘化，而当地居民不得不更竭尽可能向大自然讨生活，从而破坏当地和周边地表环境。第二类，城市化内部的产业包括工业或者第三产业，都会产生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以及导致资源的低效使用，这类环境问题基本符合环境库兹涅兹理论，即污染随经济增长上升之后再下降，并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有所好转，然而好转一般又推动污染向其他地方扩散，所以全球总污染并没有下降。第三类，城市高质量生活带来高消耗、高浪费和高排放，这属于现代生活方式产生的污染，“汽车—城市蔓延—高速公路—石油”、垃圾环城等，卫生设施、安全饮用水供给不足也导致问题。城市化带来生态足迹的增加，虽然学者普遍认为城市化资源环境问题通过技术投资、制度创新而有所减少，但实践证明能解决的只是达到“一般的、局部和有限的转移”，即短暂的、中期改善，长期看这些问题还是会以更加高级的形式再现。总的来说，快速城市化对全球生态系统负荷急剧增加。世界自然基金会《地球生命力报告2014》等认为人类需要1.5个地球才能承载需求；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超出其更新能力的20%，如果不加以干预，人类的生活方式难以持续。美国情报委员会报告《全球趋势2030》也认为粮食、能源、水和气候变化的复杂关联已成为治理的主要趋势。[16]传统燃料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占主流，能源、粮食生产将进一步驱动气候环境变化及其带来的生态脆弱性，而这种生态脆弱性又进一步影响到全球水和粮食的分配。在此背景下，治理不可能“一切照旧”。要破解这种困境，就应对问题领域的联系机制和内在动力有深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施政方案，对知识专家的创新性也提出要求。
（三）城市化还强化城市治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复杂性。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有一个异常突出的特征就是非正式性，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非正式经济占城市经济的最大份额。相对于非正式经济而言，正式经济一般需要人力和物力大量投资且受到政府相对规范的监管。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受到足够的教育和培训，城市正式经济部门尤其是工业部门也不能为所有来自农村的转移劳动力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这样就会有相当一部分城市人口处于失业或者就业不充分状态，流入“非正式经济”理所当然。如果非正式经济过度发达，就会对城市经济和产业健康发展形成挑战。由于城市化与工业化脱钩，目前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发展中国家非正式经济比例都很高，譬如：印度城市一般在60%—90%，拉美城市一般为50%，非洲大部分城市在40%以上，甚至中国这样工业化很成功的经济体也不少，总体在40%—70%。[17]二是存在非正式居住，如贫民窟、城中村和各种违章建筑等。尽管非正式居住各国差异明显。譬如，就贫民窟而言，印度、非洲、拉美间的差异甚大，而他们和中国城中村的差异更明显，这些差异与城市土地所有制和城市开放制度密切相关。在多种原因推动下，发展中国家非正式居住已成为显著的城市景观，呈现快速蔓延态势。2003年10月，联合国人类居住规划署发表《全球贫民窟的挑战》报告，指出全球贫民窟居民人数在20世纪最后10年增长了9.23亿，增长幅度为36%；[18]到2030年贫民窟人口数量将达到20亿。亚洲贫民窟居民人数最多，高达5.45亿，占全球贫民窟人数的60%。印度最大的四个城市，孟买、加尔各答、德里等，贫民窟人口比例在42%—60%。非洲撒哈拉以南城市人口居住的贫民窟比率最高，高达71%、人数为1.66亿。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的贫民窟居民人数为1.28亿，还有5400万居住在发达国家。尽管贫民窟不能称为贫困的毒瘤，但绝不是他者的浪漫想象，它们常常和城市经济的失效、政府腐败、族阀政治和纵横勾连在一起，孕育出一系列引发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的能量，包括社会空间隔离、宗教和青年激进化、恐怖主义土壤以及跨国人口贩卖和犯罪。实际上，一些非正式城市区域始终游离于有效法律和政治控制之外，不但对城市中心构成威胁，还常常沦为国家灾难。2011年始，全球见证了一系列被称呼为颜色革命的事变，就和日益失控的贫民窟有着密切关联。政治领导人都不得不更加迎合在城市生活的青年，也曾试图学习中国的办法以规划方式开展治理、发展经济，然而效果非常有限，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