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

根据托马斯·弗里德曼、曼纽尔·卡斯特尔、萨斯基亚·萨森的分析，全球城市的管理和控制功能依赖于城市产业结构的高端化，即生产性服务业和跨国公司总部的集聚，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自然引发就业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化。生产者服务业就业岗位增加既与整个社会后工业社会和后福特主义的信息化发展趋势有关（经理人员、专业人员和技师），也与“全球城市”集聚相当规模的跨国公司总部有关。伴随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岗位的增加，低收入的就业岗位也随之增加，这一方面除了服务于高度专业化的生产性服务业人员的生活需要，更与移民的大量流入和制造业比例的下降有关。遗憾的是，制造业比例下降使得城市难以为低技能移民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最终进入非正式行业，全球城市内部的经济基础和职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由此全球城市的建设过程一般也就是城市内部各类不平等扩大的过程，主要表现为三类：第一类，社会不平等，社会分裂为专业阶层和贫穷的生活服务业部门；第二类，发展不平等，社会极化被嵌入到城市的空间形式，造成社会经济的隔离和城市整体空间的碎片化；第三类，政治不平等，城市主导权被利益团体获取，实行增长为中心的政策。

既然上海已明确地将全球城市作为自身战略目标，那么是否会通过国际分工体系和跨国公司总部将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联系，在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同时进一步增强城市内部的不平等？答案是肯定的。

表4-4　上海的经济结构变迁

续　表

资料来源：《上海统计年鉴2018》。(https://www.daowen.com)

伴随着上海全球城市建设进程，上海经历了显著的产业结构升级进程，1990年上海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为74.6%，到2000年下降到54.7%。2000—2010年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已达到66.6%，而第二产业结构比重也从55.7%上升到69.2%；然而伴随着四大中心建设重新提上议程以及全球城市建设目标的日益明确，2010—2014年去工业化的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加速，第二产业结构比重迅速下跌，从将近70%下降到30.4%，到2014年又进一步下降了3.6%，而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进一步下跌，这说明去工业化战略已成为上海推进全球城市建设的重要抓手。

伴随着产业结构变化，上海就业结构也发生巨大变化，第一产业稳步下跌，从超过9个百分点向仅仅3个百分点靠近，第二产业也从39%下跌至34.92%，下跌超过4个百分点，且产值比重急剧下跌，从2003年的33.95%下降到26.81%，下降超过7个百分点。这说明第二产业有着很强的就业黏性和就业创造能力。伴随着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下降，第三产业从2003—2014年的岗位增加将近10个百分点，2013年就超过60%。这说明上海已迈入服务业经济阶段。但通过对服务业诸多细分行业分析发现，就业人数的增加主要集中于批发和零售行业，以及租赁和商业服务业。2003年批发和零售行业在整个从业人员中的比例为14%，而到2014年上升到了17.25%，到2017这一比例上升为17.51%；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占整个行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仅为2.66%，2014年就上升到9.22%，2017年略有上升为10.21%，这说明上海的服务业主要集中在低效率的生活服务业，高增加值的专业和商业服务业的就业比例发展速度仍然较慢，但仍在攀升。持续攀升的事实说明上海的管理和控制能力与期待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还相差甚远，但两极结构正在凸显。需要指出的是，伴随着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战略定位的提出，科研创新从业人员比例的重要性越发凸显，根据上海统计年鉴，2003年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从业人员比例仅仅为1.53%，而到2014年上升到3.22%，上升了1倍，从业人数由12.39万人上升到43.92万人，到2017年，这一规模上升到48.55万。尽管如此，上海与期待中的知识经济仍然有着巨大的差距，比例只是全部从业人员的3.54%。

表4-5　行业从业人员

资料来源：《上海统计年鉴2018》。

伴随产业结构、职业结构的变化，上海居民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城乡混合基尼系数从1993—2007年持续提高，城市居民内部越来越呈现分化趋势。尽管伴随着再分配政策的实施，分化趋势有所下降，但底部位置明显向上移动，总体呈现出底部大、中上部小的“洋葱形”分布，即向平均收入水平集中的趋势增强，向高收入群体集中的态势有所减弱。^[72]但这并没有改变非正式经济显著增加的事实，财富分配呈现出更多的极化态势，阶层出现日益严峻的固化态势。其中，最核心的表征便是空间分异，在上海，海外、港台人士和城市最高收入者普遍分布在市区中心的新建豪华社区及城市边缘的别墅区内，中高收入者主要集中于交通干线附近的高档小区内部；中等收入者多居住于原先单位分配的公房，低收入阶层则主要集中在城市的旧式的未更新的老公房内；外来民工这一新的社会群体则主要集中在城乡接合部的违章建筑或者城中的棚户区内，且往往以籍贯地缘和职业相近的业缘为特征。这说明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和住宅的市场化改革，上海的居住空间具有鲜明的按照资源占有量的多少进行群分的特征。房价和地理位置产生了相应的社会标签作用，同时居住区内同质化和居住区之间的异质性明显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