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国际组织的交往

弗里德曼、卡斯特尔、萨森的世界城市理论成功解析了世界城市网络的层次结构：网络、节点和次节点；城市自身是节点却不是网络构造者；网络构造者是次节点即通过城市运作的跨国公司或者生产性服务公司。^[18]而按照城市学家彼得·泰勒的论述，次节点并不仅仅局限于跨国公司，也可以是国际组织、外交圈和非政府组织。^[19]对积极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的巨型城市来说，外交圈只能由国家决定，而非政府组织也并非总是受到欢迎，因此国际组织尤其是各类政府间国际组织常成为城市积极交往的对象。城市和国际组织的交往主要有两种：一是和国际组织进行业务、项目、资金、人员的来往，最突出的便是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新兴大国快速城市化引发低碳、水、能源、移民等许多崭新议题，引发国际社会广泛讨论。主要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积累大量知识、经验和资金，通过规范性出版物、宣传品将善治经验和最佳实践从北方向南方转移。其潜在假设就是这些案例、知识和善治经验可有效解决南方巨型城市的地方性问题，某些案例的确取得很好的成效，然而更多的是失败。这说明南方巨型城市除了显著的普遍性还有自身的特殊性。除了无形的治理经验和最佳实践，城市对国际组织各类形式的直接参与也日益重要，各种城市联盟、城市论坛都表达了对联合国大会和正式国际组织的诉求，而联合国人居署更是直接视城市问题为核心的国际组织。二是城市寻求国际组织具体机构的落地过程。纽约、伦敦、巴黎、日内瓦、内罗毕的经验表明，国际组织集聚所在的城市往往是话语高地和对国际事务的管理与控制高地。波恩、布鲁塞尔、华盛顿的案例还说明重要国际组织的入驻还能改变城市空间格局，引导城市发展进入新的未知领域。也正因为上海、孟买、约翰内斯堡都积极争取国际组织的入驻，上海的一些智库更提出国际组织园区的畅想。^[20](https://www.daowen.com)

城市外交的三种模式说明新兴国家的巨型城市为了推进自身全球化，提升自身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位置而千方百计地争取全球性力量，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成功，甚至大有取代国家成为全球化主要驱动力的趋势。然而必须明确，这种全球性力量争取的背后是开放和改革的国家大战略，即使获得成功也主要是通过对国家资源的相对集中和制度体系的率先调整实现的。这就产生出一个价值命题，即是否需要通过城市外交，不顾对象、不计成本地追求全球性而过多地牺牲自身的本土性或者付出过高的经济社会成本。约翰内斯堡、孟买、圣保罗、上海的经验表明，真正参与全球性力量的仍然是少数精英，而通过城市外交追求全球性的许多负面后果则主要由城市居民承担，这不免产生城市认同的分裂。因此，如何将城市发展同国家现代化及整个国际秩序联系在一起，才是城市外交需要关注的真正实质，这显然不是城市作为行为主体的技术性交往所能涵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