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小结

现代世界兴起其实是两大实体的竞争即国家和城市，《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国家取得合理性和其对城市的最终胜利。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化突飞猛进，局面翻转，财富和权力再次向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城市区域集中。国际体系演化为以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群岛”为中心的空间结构关系，群岛网络与全球层级相互渗透、相互嵌套，在渗透、嵌套中实现对国家适度“脱嵌”。^[82]一些学者甚至有点过分地认为“我们正在缓慢但显而易见地从一个民族国家的时代向世界性大都会国家的时代前进”^[83]。正如古代城市依靠农业剩余产品，现代城市也无法在有限空间边界内自我运转。城市从外界输入各种资源（如土地、水、食物、能量、建材等），创造出各种宜居性和产出（如健康、就业、收入、教育、住房、文化休闲等），输出大量负面影响（如废弃物、空气污染、噪声、温室气体甚至各种秩序紊乱等）。这决定了城市既是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现实根源也被看作问题解决的希望所在。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许多非城市过程、条件、制度也越来越多地成为城市空间轨迹的一部分，非城市经济部分越来越多地与城市的战略重要性联系在一起。这说明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渗透的背景下，要实现“有效安全”^[84]“安全和发展兼容”“可持续安全”^[85]“全向度的安全”“统筹安全”和“避免过度安全化的安全”，一方面要以城市作为重点，另一方面非城市部分的治理也要和城市结合起来。不同城市有着不同的战略影响力、辐射力，推进非传统安全治理，世界城市或者主要城市区域不仅应扮演战略倡议者的角色，还应主动地在最佳实践、网络构建方面作出表率。^[86]萨森指出，世界城市正变成全球经济发展的基础且凭借各种网络关系的塑造成为地缘政治领航者，而世界城市群体也就演化为政治经济轴心，^[87]由此成为各种安全关系的“核心部件”。^[88]米歇尔·阿库托（Michele Acuto）认为世界城市是各方面全球性进程的交汇点，通过增添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全球场景的复杂性，将微观（或地方）的政治进程与宏观（或全球）的趋势和关系联系在一起，成为动态秩序支撑其组织和构造的“时空路口”。^[89]非传统安全的“城市化”，意味着城市既是气候环境变化、能源资源危机、恐怖暴力和非对称战争等诸多问题的肇事者，也可能是承载多元行为主体、价值规范的公共权威，不得不在国际和国家政策与法律文件达成之前就须对相关议题进行回应。非传统安全的城市化也不是说所有非传统安全问题都处于城市之内，城市之外就不存在非传统安全问题，如北极、跨国犯罪、海洋等，而是说通过城市的四大优势即密度、规模、协同和扩展推进非传统安全治理也有利于缓解城市之外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需要警惕的是，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应该被演化和解读为安全事件，安全核心应是“恐慌”，即该事件使民众普遍觉得处于不安全状态之中。国家安全政策、关键基础设施的保证、社会资本扩容在消除“恐慌”过程中发挥不同作用。因此，城市安全环境的塑造应当是非传统安全的重心，而多种议题、多种形式的城市网络可有效提升治理绩效。尤其是中国正处于城市化迅猛发展的时期，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正演化为全球最大的城市区域，也是气候环境变化、自然灾害、传染疾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议题集中爆发的地区，从城市层面通盘系统思考异常急迫。目前来看，“强化底线思维”和“基本安全”是必须的，但不能仅限于此，增强安全水平或者说“优态共存”^[90]还有很多具体工作需开展，其中最重要的仍是各种关键基础设施供给和城市内外网络的拓展，有针对性地开展城市外交也弥足珍贵。(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