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城市对国家的适度“脱嵌”
治理复杂化、精细化要求城市承担责任，战略要地和时空路口的天然属性亦使世界城市具备治理的相应能力。布赖恩·霍金（Brian Hocking）指出次国家政府具有混合行为体的性质，既受主权约束也有相对自由，在一些政策议题上拥有比国家更多的自由、权力和行动合法性。[91]郑永年认为城市一般都具有一定自治权限，地方性立法权使其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势，制度创新成为可能。[92]城市要承担治理责任需更大的自主性，这就提出了对国家的适度超越要求即“脱嵌”。那么，这一“脱嵌”如何才能实现？大量文献认为这是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结果。[93]笔者认为其作用机制逻辑上分两个部分：一是国家权力向世界城市的集中；二是城市外部强大的牵引力。
一般认为国家权力向城市集中是市场的结果。著名城市学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指出，城市内部就业、技术、企业、资本等要素的平衡发展和城市间相互作用促进了经济复杂分工进而构建出了各种网络关系，国家繁荣成为现实。[94]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指出，世界大部分生产活动集中在城市、领先省份和富裕国家，不断扩张的城市、人口迁移和专业化生产使得地球表面1.5%的陆地区域成为空间经济权力占有者。[95]《全球趋势2030》报告也指出城市区域财富和经济权力的增长使城市作用大幅上升。[96]统计数据也显示城市生产效率以及显著的比重。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的报告《城市化的世界：城市与消费阶层的崛起》指出，伴随新兴市场城市化和城市人口比重急速攀升，城市对经济贡献大幅上升。从2010—2025年，600个最大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和将达30万亿美元或者说占全球增长的近65%，而440个新兴城市将有23万亿美元的GDP，占全球增长的47%。[97]萨斯基亚·萨森认为城市和国家正出现“系统性中断”的新情况，促进城市尤其是主要城市成长的条件很可能导致其他城市甚至整个国家萧条，[98]城市成为某种形式的“黑洞”。其内在机制就在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虽已使生产资源的配置一体化但并不均匀，反而大量集聚在某些特殊地理位置，尤其是含有人才、技术和宽容文化氛围（3T）的世界城市，衍生出理查德·弗罗里达（Richard Florida）提出的“集群力量”“创意阶层”。[99]凭借这种“集群力量”“创意阶层”，彼得·霍尔（Peter Hall）、约翰·弗里德曼、彼得·泰勒、萨斯基亚·萨森先后指出，世界城市取代国家成为整合世界经济、执行全球化和资本控制的主要行为体。[100]不仅经济权力不成比例地向世界城市集中，政治和公共权力也有类似趋势。古典时代，大规模战争常发生于空旷高地、海湾、山地，国家力量汲取也多数源自农业赋税和义务兵役；而如今国家安全威胁多源自城市，如重大自然灾害、[101]气候环境变化、能源资源安全、城市暴力等。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甚至指出金融危机本质上是城市危机。[102]美国对伊拉克的反恐战争、阿拉伯之春政权更迭、伦敦工人罢工引发骚乱和波士顿的恐怖袭击也越来越外化为城市行动、城市秩序。杰布·布鲁格曼认为美国反对种族主义、伊朗伊斯兰革命甚至1989年苏联解体也都是城市革命，即恢复城市协同经济和秩序的过程。[103]普雷斯顿·基特（Preston Keat）和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则用不确定世界中异于正态分布的“肥尾理论”阐释城市人口、基础设施对国家政治的重要性，说明核心城市危机可视为国家危机。[104]彼得·泰勒比较了领土国家和世界城市的元地理学。国家元地理学认为国家力量来源于地理投射范围，例如西伯利亚铁路曾是俄罗斯和前苏联权势竞争的重要支柱，然而21世纪是一个由无数的流动、联系、连接生产和再生产的世界，信息、知识比任何要素都更为重要，而聚集知识和生产性服务业的正是世界城市，因此世界城市取代国家成为当前财富和权力的空间表达。有意思的是，他还按照“世界城市性”给世界主要城市打分，进而加总给出每个国家的世界城市分数，绘制二维地图，这与以领土为界的国家组成的全球地图迥异。[105]以上说明，伴随国家中心向城市中心的“地理重构”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甚至社会生活等诸项功能越来越依靠世界城市的前提下，世界城市政治经济状态已基本决定国家发展面貌。(https://www.daowen.com)
各类权力资源压倒性地向世界城市集中并不是封闭和行政作用的结果，恰恰是自由市场驱动和开放的产物。城市通过市场机制从外界吸收各种资源，又通过内部机制形成各种产品并输出大量废弃物，这一过程越来越多地呈现为横向和垂直的线性流动。透过线性流动，非城市经济部分越来越多地与城市需求整合在一起，城市过程、条件、制度也越来越多地成为世界空间和国际体系的一部分。显然，城市的“流动性”越多，接受的外来连接和对外发出的联系也就越多，自身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位置就越高，相应的网络控制力也就越大。曼纽尔·卡斯特尔认为，正是资本、信息、商品和人流构成的外来连接和对外联系使几何式的长、宽、高国家主权逐步溶解，城市具备突破、切开国家主权的可能。针对世界城市受流动、网络牵引而呈现的“去国家化”和“超国家化”的离岸发展态势，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马太·多甘（Mattei Dogan）等学者甚至提出国际体系正向巨型城市和超级城市组成新城邦转变的假说。[106]然而，离岸发展态势要经久，各类网络关系和流动性就不能中断、停止，而这显然需要若干条件的支持。一般来说，社会学意义上的网络有两层结构：节点层和节点构建的网络层。如犯罪网络，犯罪分子自身是节点，他们持续不断的联络形成网络，而该网络维持的动力在于个体利益。与普通网络不同，城市网络结构有三层，即网络、节点和次节点，城市自身是节点却不是网络构造者，网络构造者是次节点即通过城市运作的跨国公司或者生产性服务公司。然而，次节点要构造世界城市网络还需三个条件：世界经济网络化、城市间互动创造等级和结构、跨国企业自身提供无缝服务。[107]世界经济网络化并不是工业革命创造的，而是后福特生产体制、灵活累积而形成的专业化生产、服务业和金融市场构建的产物。[108]跨国企业无缝服务动力则主要源自国际分工，即产品分工突破国家限制，将分散于全球的生产单位纳入同一产品生产，其中劳动密集型生产过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生产分散化必然产生集中化的管理和控制需求，由此无缝服务便成为生产组织方式必需的环节。问题便转换到城市互动能否创造出等级。根据研究文献或属性数据（如城市规模和经济总量）或关系数据（如航空数据、货物贸易数据），可以说明世界城市网络的连接度和等级构造。[109]彼得·泰勒领衔的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研究小组以会计、广告、金融和法律“高阶生产者服务业”将世界城市分成三个级别（Alpha，Beta，Gamma），呈现金字塔形。虽然最新研究显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城市网络从金字塔形向钟形演变，但顶层（tier）依然是华盛顿、纽约、东京、巴黎等发达国家城市。[110]经济网络化、跨国公司全球扩展以及内嵌的等级体系说明了世界城市网络的形成逻辑，这种逻辑表明城市间既连接又竞争，共同构成一个系统，而这个系统既使网络中的城市服从于全球生产网络的需求而脱嵌国家制度，也超越了无政府状态驱动的国家间竞争。
国家权力向世界城市的集中和世界城市网络的形成逻辑说明世界城市对国家的“脱嵌”动力和离岸趋势。这种“脱嵌”和“离岸”导致的后果就是世界城市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位置和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显著不一致[111]，跨国网络关系的突出位置和国内网络关系不甚突出形成强烈反差（如洛杉矶）。[112]由此西蒙·柯蒂思（Simon Curtis）指出，世界城市崛起标志着资本主义重组，传统领土国家被分拆，国际体系性质发生根本变革。[113]当然，世界城市嵌入历史和制度环境不同，脱嵌和离岸程度也存在差异。例如，东京位于单一制发展型国家，呈现雁形发展的东亚地区，尽管是与纽约、伦敦并肩的世界城市，但全球化动力更多地来自日本本土的跨国公司，由此呈现更多的在岸特性；而纽约处于联邦制国家及大西洋西岸，服务于全球资本流动。由此东京—北京—上海—台北—首尔—新加坡—吉隆坡构造的城市网络与纽约—伦敦—布鲁塞尔—波士顿—华盛顿—巴黎构造的城市网络有着显著差异，前者更多受到东亚国际体系的约束，而后者有着相当程度的战略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