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束 语

通过城市和世界秩序的多层解析，我们不难发现，全球化和信息化确实是革命性力量，这种革命性力量正突破国家“黑箱”，不仅使城市崛起于国际体系，更使城市日益成为世界秩序形成、演化和改革的核心引擎。这种引擎不仅表现地球层面都在推进城市化，还表现在世界城市网络的形成以及发展中国家自身全球/世界城市的崛起。阅读文献不难发现，世界秩序内涵丰富，不同区域也曾经有着各自的秩序规则，譬如欧洲的均势秩序观念、中东的伊斯兰教观、亚洲的多样化文化起源下形成的秩序观等，然而现代和当代世界秩序主要是西方社会的概念和定义，以主权国家为基础构建起来的。随着亚洲社会崛起以及权力从国家向非国家的流散，更紧要的是绿色环境和人道主义观念的兴起，世界秩序的结构、制度和观念都在发生重大变迁。世界秩序起源于现代国家的形成和工业革命的展开，而城市自然成为这两种力量的空间所在，城市空间结构、社会结构以及观念规范也都由国家和工业所决定。这个阶段城市本身并不是独立的建构力量，也难以自我维持生存，必须依靠国家，而国家也需要通过城市掌控政权和经济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科技革命的发生和全球多边机制安排下，国家形态发生变化，部分权威上移至国际组织、部分权威下沉至社会组织，而国家的经济基础工业或者说制造业所占比重持续下跌。多种力量塑造下，世界秩序的构成要素和主体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相互作用的机理也越来越难以辨识。这种局面下，城市发展或者城市化原本的约束机制被逐步突破，譬如粮食资源供给、地理扩张所遭遇的地理自然环境限制、国内外移民的条件等。城市也就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空间结构也不再是工业化或者政治权力构建的中心—边缘结构，普遍向多中心转换；社会结构趋于多样，发达国家尤其美国出现富裕/贫困、沿海/内陆的两极分化，发展中国家则出现底层人口众多的金字塔形。与全球化接近的国际精英阶层具有了压倒性的优势，也掌握话语权，文化氛围愈加世界主义和多元。世界秩序的崭新力量塑造了城市发展新局面，而城市本身的演变也深刻影响世界秩序的面貌和发展走向。

世界秩序的演化赋予了城市发挥作用的空间，而城市对自身经济能量的掌握也使自身国际行为能力大幅增强。这里必须有所区分，即城市一方面作为主体而存在，另一方面作为平台而存在。作为主体他们常围绕一些具体议题譬如气候变化、移民、自然灾害等搭建各种合作平台起到了技术领导和规范创新的作用；作为平台他们以自身的基础设施和软能力为其他行为主体构建了渠道，由此城市是连接宏观—微观的战略通道和时空入口。正因为如此，我们更不应忽视城市因为宏观—微观原因造成的治理失败对世界秩序的冲击。事实上，多重原因驱动下，全球主要城市尤其世界城市或者全球城市普遍过早或者过度服务业化，这意味着正式制度支撑的人口吸纳能力显著减少，产业结构的高端化还意味着贫富差距显著扩大，加上内部充斥着无效率、官僚化、腐败、种族和族阀政治，无论南北、东西城市内部都出现部分失序。一方面城市不能有效地获取财政资源以支持基层群众所享有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私人开发商也无任何动力给贫困阶层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特别是水、能源、交通和粮食的有效供应。市场和政府的双重挫败导致非正式的土地和房屋攫取异常普遍。此外，城市文化和认同也正被宗教、城乡流动、历史冲突所左右，加剧了人口、文化、空间等各个层面的隔离。正是部分失序的影响，许多国家重新认识到制造业对城市经济活力、就业的重要性，由此纷纷发起了重新振兴制造业以及加大对创新支持的政策措施，约翰内斯堡、孟买甚至纽约都试图积极发展高端制造业。中国超大城市也不例外，数据显示随着上海对制造业的重视，制造业和工业增加值有了些许回升。然而，制造业和工业的组织方式毕竟过于复杂，在全球生产系统深度嵌入到各自国家生态系统的背景下，这种重振制造业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功，至今尚无先例和经验可循。

全球生产网络以及围绕生产网络而衍生的创新网络是在跨国公司主导下完成的，随着全球化的纵向推进，国际组织、政治外交、国际非政府组织也加入到网络关系的构建中来，这些不同的行为主体横向啮合共同加入到由贸易、资金、信息、基础设施以及人构建的“流动空间”。正是基于这种流动空间，城市与城市成功建立了世界城市网络。目前学界对世界城市网络的治理意义远没有达到充分理解的程度，世界城市网络事实上已成为世界秩序的骨干，无论硬的基础设施如通信网络、港口等交通枢纽，还是包括人才、规范等在内的软力量。世界城市网络内部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有着同样的影响力，一些顶尖城市如纽约、伦敦因为集聚大量的全球性功能机构，拥有了异常卓越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而对全球资源流动具有极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对世界秩序演化过程中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异常灵敏的感知。这也就不难理解英国脱欧对伦敦的冲击，也不难理解中国崛起对上海的意义，更不难理解中美经贸摩擦对香港地区、新加坡的影响。显然，这些顶尖城市对网络中其他城市的影响力远大于其他城市对其的影响力，自然而然成为其他城市的榜样和模仿对象。一方面是榜样、模仿和学习的力量；另一方面则是竞争需求，导致发展中国家领先城市都试图或者积极成为顶尖世界城市。然而，很容易发现，世界城市网络内部的结构与世界秩序的结构是相称的，与霸权周期也是吻合的，这说明任何顶尖世界城市的崛起并不一定是自己全力推进“全球城市”发展战略的可能结果，更多的是科技革命以及塑造科技革命的国家力量和国际环境协作共同塑造的结果，城市的战略方向必须响应时代命题继而抓住机会窗口才能获得成功。

既然城市需要响应时代命题全力抓住机会窗口，那么时代命题是什么？世界秩序的演化意味着我们必须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思考，而新城市议程、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也部分给出了答案，即确认人的基本价值以人的幸福为依归，提升资源环境的利用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针对市场的过度扩张和深度全球化带来的不平衡不兼容有所应对。这几个内容使得创新、绿色和旨在增强城市韧性的城市治理得到最大程度的重视。(https://www.daowen.com)

首先，注重创新。应推动国家尤其足够规模的国家积极执行多样化的经济战略。多样化的经济战略使国家可以有效调适自身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增强自身韧性。多样化的经济战略需要充分的市场体系建设，包括信息交换、市场准入、运行规则等，市场体系充分发育、充分配合有效的政策驱动能带来产业集群和专业分工的深化。比市场体系建设更重要的乃是城市创新。城市创新能力不仅仅是科技创新，还包括与科技创新活动联系的诸多内容，如吸引创新要素的城市宜居性、技术积累、与创新更密切的人才因素、激励机制、集体效率与合作、文化氛围，等等。当下创新多和智慧城市、数字技术、信息产业密切相关，城市政府都极为关注高附加值产业、高新技术和生产性服务业以实现能级提升；然而创新也有替代性效应，创新对人才的需求高，容易造成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不足，由此形成对政治稳定的冲击力。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必须明白城市创新与年轻人就业的内在关联。城市创新必须异常关注青年的雇佣机会，通过谨慎的经济、工业、劳动力和社会政策使丰富的人力资源成为发展的基石而不是政治风险。城市由此也需要积极地和私营部门、公民社会合作，针对替代性效应有所应对。

其次，注重绿色。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和发达国家早期的城市化已截然不同，得到更多技术支持，也提升了粮食约束，可以对人口红利更充分地利用，面临日益严格的环境制约，需要减少物质利用、环境影响和生态赤字，同时实现绿色增长。城市实现绿色增长有很多方式，一方面需要在粮食、能源、水、废弃物、交通基础设施等部门内部挖掘提升利用效率，另一方面部门间也需要更好的协同创新。每个部门的物质和废弃物都可成为其他部门的资源，由此使物质流动呈现封闭循环。通过封闭循环和绿色技术创新，不同产业部门内部资源利用最大化，同时相互衔接实现产业集群，譬如可再生能源、循环式经济，等等。绿色发展还要求城市空间布局方面采取更为平衡的城市框架，需要城市内部整合，搭建城市部门、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的合作机制，将战略规划、中观制度、微小活动有效连接，最终形成完善的空间布局和网络格局；从更为宏观的国土城市空间体系来说，要构建大、中、小合理的城市体系，形成相对完善的城市布局，着重减少对土地、资源、环境以及流动需求的压力。

最后，城市治理机制的变革。城市和世界秩序的演化息息相关，意味着城市治理不再仅仅是城市内部行为主体关系框架的构建，更是内外联动、多层互动的战略发展进程，包括体系层面的渐进变化、国家制度和政策改变、地方层次的试验等。面对不可预测的“黑天鹅”“灰犀牛”等危机，城市治理的复杂性以及系统性前所未有地增强。城市治理如何才能响应不同行为主体的需求、融合不同的价值观、应对各类城市鸿沟，显然需要更为高超的政治艺术和管理能力，由此领导力的问题凸显。城市领导力的实现总体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力：不同部门和不同治理层次的有效融合；优化现有的治理和决策体系以实现效能的最大化；充分借鉴世界各国的最佳实践，创造性地应用以适应地方情景。这三个方面都离不开有效的国际合作。国际合作既是治理变革的动力，也是治理经验和方式方法的相互学习，由此从城市层面出发的对外合作已成为城市治理机制和世界城市崛起过程中的关键组成部分。至于这种对外合作采取何种形式、以什么方式，我们仍需要进行更富探索精神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