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成为发展战略

纽约、伦敦、东京等城市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城市，关键是形成远超自身腹地甚至所在母国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而这种影响力和控制力的解释成果便是全球城市理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改变世界经济与城市的关系，全球化过程日益通过特定节点城市展现出来，进而导致城市内部的重大变化，这就是全球城市。约翰·弗里德曼认为全球城市基本动力来自新的国际劳动地域分工，^[3]城市和世界经济整合的程度决定城市功能与结构转型。全球城市具备控制和指挥世界经济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主要来自经济产业和就业结构以及相应的“榜样效应”。全球城市应是世界经济不断扩展、国际劳动分工自然演化的结果。^[4]曼纽尔·卡斯特尔认为城市不应被视为位置而应被视为过程。信息技术和相应的基础设施突破了各种物理设置，使大规模、即时性的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取代地点空间（Space of Locality），这样具有信息交换和处理能力的城市也就成为全球网络的一个节点。^[5]网络中的城市节点，不仅受到国家制度和政策的影响，更受到外来资本、信息、商品和人流影响，由此全球城市的管理与控制功能是通过“流动空间”实现的，尤其体现在以联络为基础的世界资本市场与金融交易之中。萨森对全球城市理论范式的推进并不局限于“假说”，而是从微观尤其企业区位选择角度对纽约、伦敦和东京的经验研究。^[6]他发现全球生产网络和链条不断横向地理扩散、衍生需要中央企业管理和控制职能的强化，与此同时，伴随最先进通信技术在这些城市的集中，对生产活动的管理和控制也演化为复杂的、专门化的知识经济，比如金融市场、技术发展、高级会计以及法律诉讼，等等。这意味着全球化允许经济功能在全球尺度上的扩展，国际金融、商务等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的集中向全球城市的集聚赋予这些城市在世界经济中重要的地位。

弗里德曼与萨森在分析“对世界经济的管理和控制”实现机制方面有重大区别。前者受到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影响，全球城市存在中心—外围的层级体系，将城市置身于等级体系的顶端是控制全球经济的跨国公司总部；而后者注重贸易、流量的扩展，生产性服务业尤其金融业尤为关键。^[7]萨森指出，全球城市其实不同于过去那些因国际相互作用而被称为世界城市标签的那些城市，全球城市可以说是生产新的全球化功能的场所，由此威尼斯是世界城市但不是全球城市。既然城市的重要性是依功能而不是人口规模来划分，那么要成为全球城市，就必须拥有对世界经济的管理与控制能力或者有组织的决策中心，而这只能在全球政治经济循环回路中形成。城市毕竟受主权国家约束，要成为全球城市不可能仅仅限于城市本身的行动而必须获得国家支持，由此对全球化的功能塑造成为国家和城市的共同行动。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全球城市是全球市场力量充分发挥的结果，而市场机制则需要在去管制、私有化和其他配套政策塑造下才得以最大程度发挥。冷战结束之后发展中国家普遍转型，纷纷接受国际规则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签订多边协议，继而在此基础上改善营商环境吸引国际投资。^[8]二是积极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国际组织等全球性机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与国际制度的对接、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商品、服务、资本、技术和人员高速度、大容量地跨越国界，原来封闭区域生产系统和全球生产网络实现全方位无缝对接，国际分工进一步加深，经济整合态势日益明显。^[9]为服务这种整合以及跨国投资贸易的快速增长，金融、信息、广告、设计、会计、保险等生产性服务业需求日益增加，逐渐成为政策扶持对象，由此先进城市普遍开启去工业化进程。三是广泛的空间更新。无论塑造资本的流动性，还是构建先进的产业体系、吸引全球性机构都要求建设先进的基础设施，包括宽带通信网络、机场、五星酒店等，经济服务业化也带来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专业阶层崛起。在跨国资本的塑造和推动下，城市内部形成国际资本—城市政府构筑的增长联盟，^[10]其通过权力与资源的集中，对城市空间表面进行系统清理和重新组织，并与专业阶层一道建设了购物大街、高尔夫球场、高端住宅等消费主义景观。

融入全球化的制度对接、产业结构升级、城市空间更新是全球城市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三者也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国家战略主导的制度对接是前提，然而国家对接的动力主要来自地缘政治，即冷战结束之后，发展中国家或被迫、或主动、或激进、或渐进，接受美国主导的“华盛顿共识”，开放成为主导性的政策路径，这样门户城市越来越多地暴露于全球竞争中。为了应对强化的竞争关系，城市只能不断提升竞争力，而提升竞争力的政策包括但不限于营商环境的改善、产业结构的调整、先进基础设施的铺设。而这些必然带来空间结构的变革和社会氛围的变化，城市居民产生世界主义的文化偏好，譬如迷人的城市景观、摩天大楼、购物中心、剧场影院等创新性的文化消费主义得到极大宣扬。(https://www.daowen.com)

表4-1　全球城市的发展战略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