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论和讨论

21世纪以前，所有城市模型都是发达国家创造的，这种模型应用到发展中国家鲜有成功的案例，原因就在于这些城市模型内嵌着许多内在前提。世界城市以全球化为驱动力，管理和控制为核心功能，聚焦于跨国公司总部、国际组织和生产性服务业，应用到发展中国家的领先城市有着明显局限。发展中国家的领先城市都是低端制造业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庞大的底层社会和少量精英同时兼备的综合性城市，这类综合性城市如何通过价值链的递进提升对全球生产网络的控制力？人口的大量涌入与高端化产业结构如何协调？目前理论文献缺乏有力的解释。^[48]为此，发展中国家需要不同于已建成的世界城市的政策输入，然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继续通过国家权力推动高级经济要素向领先城市的空间集中。这说明富裕的北方城市对贫穷国家的城市经济政策创议有着强大影响力，也说明领先城市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核心竞争力量缺乏对全球化的全盘接受，也很少顾及这一接受的全部后果。这些问题都指向一个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即世界城市理论范式是否适用于约翰内斯堡这样发展中国家的领先城市。约翰内斯堡的政策结果说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发展在应用北方城市政策模型时具有明显的“水土不服”，尽管微观层面并不妨碍南方城市从北方城市如商业促进区（CID）这样的最佳实践获益。

图4-2 对约翰内斯堡发展战略的反思(https://www.daowen.com)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分析图4-2的逻辑结构不难发现，约翰内斯堡的历史沉淀、城市化的发展阶段、独特社会结构与全球化力量结合并没有取得很好的发展绩效。约翰内斯堡市政府对此有所意识并试图从发展规划、建成环境、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方面推进新城市议程。然而从可预见的时间看，效果有限。这其中除了自身经济结构的过度“早熟”，更有着内在的制度困境，但这并不代表无法有所作为。大量案例说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比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呈现出更好的包容性，主要原因就在于社会结构，如圣保罗的工人阶层和知识阶层形成的联盟缓和了全球化造成的空间分化。约翰内斯堡显然也需要类似的制度改革以在社会内部促进多重力量的平衡。这意味着，约翰内斯堡的对标对象不能仅仅是纽约、伦敦等北方国家建成的世界城市，也不能仅仅通过特征塑造来追求全球流动空间的管理与控制功能，而必须更多地借鉴颇有成效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进行制度创新，创造出内在的比较优势。然而，创造比较优势进程中需要更多地着眼于本土性局部从“全球化”撤出，且通过公共服务领域丰富的政策设计提升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