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小结

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历史的现代化进程，经济制度、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模式发生巨大的变迁。城市化和工业化是现代化进程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城市化和工业化总是相伴而生，共同推进财富的创造，因此城市化和世界秩序有着根本性的内在关联。发达国家率先开启工业化，也率先开启了城市化，成为世界秩序面貌的整体塑造者。然而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通过殖民主义向世界其他地区传播，这些地区也加入到现代化进程。这些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一开始就受到发达国家影响甚至还得屈从于发达国家制定的各种规则。也就是说，和内生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不同，后发地区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一开始就受到世界秩序内在规定性影响，其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逻辑关系也不如发达国家那么紧密。伴随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全球城市化率迅速上升，发展中国家的包括劳动力、资源甚至部分技术在内的各类要素迅速进入全球市场，世界各地连通性和相互依存也大幅提升。为服务本土—全球的连接，城市普遍向服务业和高科技转型，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需求已远不如发达国家以工业化带动的城市化。由此如何切入到城市化，践行何种城市化路径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审慎思考。(https://www.daowen.com)

同样重要的是，受全球化和制造业迁移的影响，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也出现诸多挑战。其表现为：内部市场寻找不到新的产业，投资回报率下降，国内保护主义情绪兴起但出现缺乏主动迎接竞争的动力，开始内卷化；城市经济结构高度服务产业化带来的财富效应膨胀、贫富分化加剧，出现底特律这样的失败城市或者空心城市；对气候变化、高科技、资源危机、政治稳定、能源安全等新问题的关联性认识不足，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治理失灵或者紊乱日益明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既有着共同问题也有重大差异，都指向了城市化应有的路径，即坚持以人为本、效率提升和社会包容。以人为本，即要求交通、通信、能源、教育、医疗和文化等公共服务以普惠方式向城市居民提供且达到基本标准；效率提升，即要求改变注重规模和空间扩展的城市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友好的内在均衡和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的提升；社会包容，不同阶层、不同族裔、不同信仰的人群的财富分配符合公平正义，都能在城市中获得应有的尊严和活动空间。正因为如此，国际社会主要国家都把以人为本、注重效率和社会包容作为城市化战略和政策的核心目标。2016年联合国人居署第三次大会的“新城市议程”以包容性增长为核心，构建了“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行动计划。显然《新城市议程》不仅仅试图解决城市化进程中涉及的问题，譬如贫困与包容性发展、环境保护，还重申各国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承诺，并以此在全球、区域、国家、地区多个层面进行协调，由此新城市议程也是一个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