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包容的可持续发展

孟买为融入全球生产贸易网络，获取高端生产要素而进行制度调整、政策改革，伴随着国家层面的制度接轨以及地方层面的系统调整，孟买的城市化阶段作为核心变量对世界城市的建设过程有了重大影响。全球化理论科学解释了全球化精英塑造的增长联盟以及这种增长联盟推动落实的社会—空间关系，包括封闭社区、士绅化等。国际资本和地方政府的伙伴关系产生更大、更贵、更具扩张性，更具有象征性的地方发展项目。这些项目增强地方—全球的连接，促进经济增长，却也对本土环境产生颠覆式破坏。孟买中低收入社区和贫民窟融合了种姓、阶层、宗教、地缘，集合传统与现代、新与旧，形成了异常丰富的多样性。随着以超级现代性为目标的世界级城市愿景的提出和推进，城市社区原本的空间格局和日常生活受到极大损害，城市居民自身所创造的历史感和文化记忆也在现代主义的城市化进程中逐步消失。确实，和发展中国家许多超大城市马尼拉、雅加达、开罗等一样，孟买继承了殖民者构建的现代国家结构，而孟买自身又存在独特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特殊性与精神含混性，致使现代与传统、合法与非法、正式与非正式、规划与未规划、政治社会与公民社会^[66]、全球空间与地方空间、世界级的与贫民窟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等方面相反相成。孟买事实上成为世界上最具矛盾性的城市经济体：快速增长的全球经济活动和强烈的社会空间不平等，城市的世界主义和强烈的排外情绪，迅猛扩张的建成区域和治理机制的碎片化，未规划的城市发展和各社会群体对城市空间的激烈争夺，等等。^[67](https://www.daowen.com)

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案例和理论研究指出，二维分裂（Dichotomy）并不足以解释孟买内部异常丰富的治理机制。尼曼（Nijman）认为贫民窟内部异常活跃的非正式经济和正式经济通过供应链、外包、次级合同等形成有效整合。^[68]达拉维等贫民窟的形成主要源自政府住房体制和政策干预，一方面生活条件恶劣不堪忍受，另一方面居民相互支持产生数万家中小企业，为贫民提供了生存必需品，保障安全和公共秩序。此外，相对地，全球化精英阶层也存在对法律随意曲解以确保对城市空间占有的行为，贫民窟居民对自身生存空间和公共服务的捍卫并不超越法律。^[69]伯克曼（Björkman）发现孟买高度正式性的社区在政府自由化政策驱动下沦为高度非正式性的贫民窟案例。^[70]非正式性并不是独立存在的部门，而是一种城市化模式。也就是说，不仅仅街头工人、棚户区居民等穷人有非正式性，中产阶层和全球化精英同样会选择和运用，非正式性因而嵌入到政府官僚体系，成为治理逻辑。^[71]这样，宽广的道路、高端住宅、体育设施、会议中心甚至天桥和高架的建设过程被视为在孟买非正式性中增加正式性的一种努力。如何将人口的大量涌入与对世界经济尤其是全球生产网络的管理与控制功能形成协调，目前理论界尚无现成的答案。这使得贫穷国家的城市发展需要不同于西方或者已建成世界城市的政策输入。事实上，达拉维更新项目显示孟买的世界级发展愿景与地方能力之间显著的落差，随着人口的持续流入、建成区域快速扩张，参与性的良性的治理机制的重要性将日益凸显。其他未来城市议程需要融合可持续性、粮食安全、适应性、环境压力等诸多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