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网络自身构成全球体系新的分析层次,层次政治清晰可见
网络优势并不在于垂直性而在于横向的延展性和开放性。随着网络对城市编织速度的加快,城市内部各种活动、事件直接暴露于其他城市和全球体系,创造出新型的层次空间。卡斯特尔认为全球化和信息化导致地方活动主义在全球的兴起,微观环境具有了全球维度,而地方也通过技术进行自发的横向连接。地方可以用这种连接执行旧战略,如民族主义也可以延伸出公共外交这样的全新的组织和操作方式。萨斯基亚·萨森指出城市空间确实容纳大量未经正式政治体系过滤的活动——静坐、示威、游行等各种形式——那些没有权力或者没有获得授权的移民、弱势群体、少数族裔、无家可归者甚至恐怖分子、政治派别有选择地在城市政治空间轮番出现。[45]这些活动大致可分为三层:(1)地方性目标,比如环境保护、工厂罢工,但无论环境目标、失业就业还是地方工厂生产都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受到全球其他地方以及全球类似色彩斗争运动的影响或启发;(2)国家目标,比如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利比亚黎波里反对卡扎菲示威游行,甚至莫斯科发生的反对普京的游行,这些斗争具有明显的国家政治特性,但脱离不了外来体系如金融危机或外部干涉的影响;(3)体系目标,比如WTO、IMF 或者跨国公司,地方行动直接成为全球网络的一部分,同时也没有丧失对地方目标的聚焦。需要指出的是,“流动空间”塑造的层次政治并不遵循从“地方→国家→全球体系”或者从“全球体系→国家→地方”的路径,一些“胆大妄为者”完全可能几个层次同时操作以追求目标的实现。城市内部各类行为主体也不一定获取具体的权力或物质资源,但确实通过相互依赖获取有效支持,他们根植于具体议题并聚焦于全球网络操作的地方性,使城市不得不嵌入到多层空间治理和制度设置中。自此,地方性不但直接具有全球性(globality),还成为全球循环和跨国网络不可脱离的组成部分,地方性的国际管理、组织框架和实践决策越来越多地参与、建立和加强地区与全球经济文化社会活动。(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