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的城市认同

城市认同解决的是个体对城市的归属感即心理意义上觉得“我是某某城市市民”。只有居民拥有了对城市的认同感，才会觉得城市制度改革和政策可以代表自身，城市对外行动也才会有坚强的民意表达，而认同关键在于城市居民融合。纽约、伦敦等经典世界城市，世界主义氛围（Cosmopolitan）浓厚、居民相对同质化且公民社会发达、民主机制相对成熟，较易在法律和价值基础上达成共识。因此，城市融合较好，城市对外行为很多由公民和官员联合推动，如应对气候变化。然而南方国家巨型城市的社会成分复杂、肤色各异且杂居共处，遗留着殖民地文化，城市融合有着难以想象的挑战。目前这些城市都竭力追求世界城市的地位，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制度调整，但城市化的推进、移民的大量流入，并没有足够的就业岗位有效吸纳，导致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空间也呈现明显隔离。罗伯特·卡普兰在《即将到来的无政府状态》中指出，南方过度拥挤的城市和贫民窟……充斥着贫穷、下流、野蛮、短视、疾病、饥饿和暴力。^[10]在多重分割且失序的城市空间下，处于弱势和边缘地位的人群缺乏融入城市主流的途径，难以生成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约翰内斯堡一向有着空间隔离和社会极度不平等的传统，尽管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然而快速城市化带来的大量贫穷移民仍缺乏对经济活动有意义的参与，且被地方发展规划排斥，形成大量的非正式经济和空间隔离。孟买为推进成为世界城市而积极推进城市美化运动，而这种美化运动周期性地清理贫民窟以确保办公大楼和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土地供给，被移置的贫民们不得不到更远的地方寻求居住甚至无家可归，城市内部居民也就越来越感受到城市空间重组带来的政治影响。上海、北京等中国城市，尽管并不存在失序、大面积贫民窟、种族分歧，却依然有着制度逻辑和文化习惯妨碍城市认同的产生。学者通过调研，发现北京、上海的外来移民依然存在地缘垄断，^[11]而这种地缘逻辑的坚持和对自身社群的优先关切也就相对妨碍了对城市整体的认同。更重要的是，随着资本和市场过度伸展，上海、北京也越来越构建起类似孟买、约翰内斯堡的空间分异机制，既出现了富裕的封闭社区（Gated Community），也出现了贫穷移民聚集的城市边缘地带和城中村。(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