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评价方法论
1.竞争力导向的评价
对竞争力关注始自20世纪80年代，全球化推进，无论国家还是市场主体的竞争都在加剧，如何提升竞争力成为共同关注的焦点话题。美国建立了专门从事竞争力研究的机构；英国连续发布关于产业竞争力的政府白皮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针对城市竞争力提出新经济、新产业，世界银行专门召开关于竞争力的会议。此种氛围影响下，各国及其学者积极参考不同的竞争力研究成果，如国家竞争力、产业竞争力、企业竞争力和产品竞争力等对竞争力开展研究，譬如：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世界竞争力报告》关于竞争力评价原则、方法和指标体系；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提出的《国家竞争优势》模型。随着讨论的深入，国内外提出一系列的理论框架，并根据该框架开发一系列的竞争力指标[35]。
表1-4 世界城市评价主要关注的影响因素
续 表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其中1—8为国外学者或机构，9—12为国内学者或机构。
2.网络联系导向的评价
长期以来，城市研究起初是单个城市或者几个城市综合指标的比较，基本测量方法就是城市属性信息，如人口、区位、经济规模、跨国公司总部的集中程度、金融资产等。随着萨森构建了以金融为核心的包括法律、咨询等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的分析框架和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概念的提出，城市尤其超大城市日益作为全球化的节点和枢纽而存在，这为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研究小组（Ga WC）以关系连接为核心的世界城市网络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36]然而实践中，这种基于关系连接的数据异常缺乏。为突破数据缺陷，国际城市研究学界从以下7个方面进行了共同努力：（1）以主要报纸的商务版面报道，构建全球主要城市的商业连接关系；（2）以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总部、区域中心、办事处等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分布情况，构建商务企业连接关系，将企业汇总起来得出全球城市的网络构成关系；（3）以邮寄调查表或者半结构访谈的方式，调查投资银行等跨国企业的国际移民情况；（4）利用（航空流、电信流、互联网等）基础设施联系[37]来构建全球、欧洲或是美国的网络连接关系，从基础设施视角研究城市网络体系；（5）利用科学知识创新作者合作情况，产生全球城市之间的关系链进而形成网络；（6）采用不同城市之间专利创新合作情况，测量城市之间的创新及其传播网络关系；（7）利用非政府组织在全球城市中的分布情况来得出城市之间的网络连接。[38]目前网络研究方法已取得重大进展，主要集中在世界城市的层次结构、腹地划分、城市联系、不同部门（法律、金融、广告、保险、会计、管理咨询）的结构差异、结构演化等方面。从目前的城市网络演化研究来看，企业网络和基础设施网络两个方面的进展较大。[39]
3.评价的方法论挑战和新方法的应用
世界城市评价从概念判断引申出的指标研究的主要障碍是数据风险（Data Risk）。数据的不充分乃至数据由于统计标准不统一、年份差异和汇率变化会造成研究结果的不可靠甚至错误。为此，在众多指标中选择个别具有良好代表性的指标，以之为对象展开数据分析，成为深化指标体系的现实选择。在此研究路线上，跨国公司总部往往倾向于集中在世界的主要城市中，由此以拥有跨国公司总部数量的多少来对国际城市重要性进行排序。因此，研究个别核心指标成为识别世界城市的一项公认方法。近年商业咨询企业甚至是公共传媒所发起的世界城市比较与排名有愈演愈烈之势。借助媒体传播，这类学术价值有限的排名往往取得很大的社会影响力。然而排名越多对排名原则说明却越来越少，排名中的细微差异更是被忽略。从总体上看，国际指标体系框架设计基本保留了对于世界城市的主要识别性指标，如跨国公司集聚、贸易中心、金融中心等要素。但这些具体指标设定的统计口径并不统一，指标设定范围更为宽泛，其中有很多误差。[40]数据匮乏和难以比较的缺陷，使现代信息技术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如地球遥感和夜间灯光数据的使用。首先，遥感技术在城市方面的应用。遥感技术具有快速、实时、周期性、成本低的优势，已经成为资源环境监测的重要技术手段，利用遥感数据，尤其是高空间分辨率的遥感数据能精确地观测到城市扩张、城镇内部变化甚至提取建筑用地，而中低分辨率遥感也能用于一些指数产品的城市监测。其次，夜间灯光的应用。夜间灯光隐藏着很多信息，如人口、经济增长、对外投资、战争和经济衰退等。夜间灯光数据产品的开发也为城市监测开辟新道路，如国防气象卫星计划（DMSP）在线扫描系统（Defense Meteorological Satellite Program （DMSP）Operation Linescan System，OLS）晚间灯光指数数据。[41]这些数据的多时序分析能够准确刻画城市的发展变化，进而提炼出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信息。
全球主要城市排名列表：
（1）科尔尼的“全球城市”指数。
（2）日本森纪念财团“全球实力城市”指数。
（3）普华永道“机遇之都”排名。
（4）《世界财富报告》“全球城市”排名。
（5）联合国《世界城市化展望》。
（6）新华—道琼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
（7）伦敦智库Z/Yen集团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
（8）澳大利亚2thinknow“世界创新城市”排名。
（9）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报告”（GII）。
（10）西班牙创新创业组织（Startup G enome）“全球创业生态系统指数”。
（11）《经济学家》“宜居城市指数”。
（12）能比奥（Mumbeo）“城市生活质量指数”。
（13）“年轻城市”“全球年轻城市排名”。
（14）万事达“全球旅游目的地城市指数”。
（15）《经济学人》（Economist）全球最安全城市指数。
（16）中国社会科学院，全球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数。
4.世界城市研究新动向——逆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的出路
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城市发展的基本土壤和生态环境，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却出现一股反全球化浪潮，包括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总统的当选。这意味着全球化动力出现衰减，主要大国支撑全球化的意愿和能力下降，作为对世界经济进行管理与控制节点的世界城市也进入重新洗牌期。洗牌背后是各国综合实力的显著变化，尤其亚洲经济的整体崛起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根据GaWC 数据，发展中国家世界城市的数量快速增加，从2000年的93个增至2016年的173个，占世界城市总量比重由2000年的41%增至2016年的47.9%。对世界城市发展的认识也逐步显示出多样化，更多非“西方”的经验和智慧得到了肯定。后发城市也进一步获得了探索适合自身特点、塑造世界城市模式的自信，也增强了赶上或超越西方传统世界城市而进入网络的更高等级直至最高等级的自信。其主要表现：
首先，国际资本流动与直接投资持续下行，金融全球化因管制加强而显颓势，过度依靠国际金融业务的国际大都市（如伦敦、香港），因其城市经济结构单一、高度生产性服务业化、产业异质性弱而面临空前挑战，标杆作用犹在却体现不那么耀眼，城市功能的综合性与产业结构的完整性受到深刻重视。
其次，美国长期致力于推动以金融业为核心的全球化，制造业大量迁移至发展中国家，由此出现鲜明国际劳动分工，危机深化使国际社会纷纷重视重启制造业的发展战略。2008年金融危机前一批新兴明星城市，如上海、北京、迪拜、圣保罗、孟买都关注产业结构的升级，势头过猛过快，造成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如：迪拜财政危机，圣保罗和孟买出现社会日益分化，上海和北京增速显著放缓。以金融为核心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城市发展模式，如欧洲模式、东亚模式有机会得到更多关注。欧洲更多不是以单个城市，而是以城市组群模式崛起，如鹿特丹—阿姆斯特丹（也合称Randstad）、莱茵—鲁尔（涵盖埃森、杜伊斯堡、杜塞多夫、科隆、波恩）、莱茵—美因兹（涵盖法兰克福、美因兹）、布鲁塞尔—安特卫普。东亚模式特点更多是符合艾伦·斯科特（Allen J.Scott）的“全球城市区域”[42]和麦基（T.G.McGee）提出的“城乡融合区”（Deskota）。
再次，全球人力、知识等要素流动有所萎缩，区域化、地方化趋势增强。全球化的国际分工空间重组，世界城市体系和城市产业结构的剧烈变动，美国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世界主义精英与乡土氛围浓厚的蓝领社会之间存在鲜明的鸿沟，这为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情绪提供了深厚土壤。欧美国家为此对移民、难民的政策都趋于收紧，减少了国际劳动力的准入数量，诱发全球生产格局的进一步变化。一些在岸性强的城市开始崛起，国际城市的本土意识抬头，越来越需要关注和经营好城市自身及直接腹地，并强化自身与腹地的产业联系。
最后，全球化必然带来输家，受损最大的人群是贫困阶层，发达国家政治和社会气氛持续恶化，包容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剧烈损害。关注弱势人群、培植草根文化、缓解城市马赛克化、防止社会严重对立，成为世界城市公共治理的主要方向。
【注释】
[1]陈甬军：《中国城市化发展实践的若干理论与政策问题》，《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1期，第25—31页。
[2]张萍：《张萍经济文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5—73页。
[3]毛爱华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若干问题的对比研究》，《人文地理》2008年第4期，第41—45页。
[4]白先春：《城市化发展的国际比较与经验借鉴》，《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第9—14页。(https://www.daowen.com)
[5]Shlomo Angel et al，“Atlas of Urban Expansion”Lincoln Institute of Land Policy，2012，http：//www.atlasofurbanexpansion.org/.
[6]毛爱华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若干问题的对比研究》，《人文地理》2008年第4期，第41—45页。
[7]Shlomo Angel et al，“Atlas of Urban Expansion”Lincoln Institute of Land Policy，2012.http：//www.atlasofurbanexpansion.org/.
[8]UN Population Division，“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2018”，https：//population.un.org/wup/Maps/.
[9]段瑞君：《欧美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的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城市》2008年第10期，第56—57页。
[10]王旭：《大都市区的形成与发展：二十世纪中期以来的世界城市化转型综论》，《历史研究》2014年第6期，第130—146页。
[11]倪鹏飞：《中国新型城市化道路——城乡双赢：以成都为案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7—59页。
[12]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Global Trends 2030：Alternative Worlds”，2012，http：//www.dni.gov/index.php/about/organization/national-intelligence-council-global-trends.
[13]约瑟夫·奈：《21世纪的权力转移》，参见其在视频网站TED 的演讲，中文文本参http：//www.chinareform.net/2010/1117/22898.html。
[14]Philipp Pattberg，“The Role and Relevance of Networked Climate Governance”in Frank Biermann，Fariborz Zelli，Philipp Pattberg eds.，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Beyond 201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148.
[15][美]约翰·鲁杰：《把镶嵌性自由主义带向全球：公司联结》，载戴维·赫尔德等著：《驯服全球化》，童新耕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69—97页。
[16]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Global Trends 2030：Alternative Worlds”，2012，http：//www.dni.gov/index.php/about/organization/national-intelligence-council-global-trends.
[17]俞金尧：《20世纪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历史反思——以拉丁美洲和印度为主要对象的分析》，《世界历史》2011年第3期。
[18]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s Programme，the Challenge of Slums：Global Report on Human Settlements，2003，http：//mirror.unhabitat.org/pmss/get Electronic Version.aspx？alt=1＆nr=1156.
[19][英]彼得·弗兰科潘：《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邵旭东、孙芳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5—171页。
[20][美]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王旭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序言。
[21]李健：《全球生产网络与大都市区生产空间组织》，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8—63页。
[22]汪亮：《国际贸易中心城市崛起的经验与启示》，《城市观察》2011年第4期。
[23][美]丝奇雅·沙森（Saskia Sassen）（通译：萨斯基亚·萨森）：《全球城市：纽约 伦敦 东京》，周振华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序言。
[24]冯邦彦、彭薇：《香港与伦敦、纽约国际金融中心比较研究》，《亚太经济》2012年第3期，第87—92页。
[25]熊文海：《世界航运网络的结构特性及其动力学行为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青岛大学2009年，第38页。
[26]祝影、杜德斌：《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的空间组织研究》，《经济地理》2005年第5期，第620—625页。
[27]郑伯红：《现代世界城市网络化模式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7—38页。
[28]参见GaWC网站，http：//www.lboro.ac.uk/gawc/world2010t.html。
[29]倪鹏飞、彼得·卡尔·克拉索：《全球城市竞争力（2007—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30]苏宁、王旭：《金融危机后世界城市网络的变化与新趋势》，《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8期，第60—66页。
[31]John Friedmann，“Where We Stand：a Decade of World City Research”，in P.L.Knox and P.J，Taylor eds.，World Cities in a World-system，Cambridge：Cambtidge University P ress，1995，pp.21-47.
[32]苏宁、王旭：《金融危机后世界城市网络的变化与新趋势》，《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8期，第60—66页。
[33]彼得·泰勒：《世界城市网络的区域性》，《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5年第3期，第23—35页。
[34]“Classification of Cities 2016”，http：//www.lboro.ac.uk/gawc/world2016t.html；“Classification of Cities 2008”，http：//www.lboro.ac.uk/gawc/world2008t.html.
[35]罗涛、张天海、甘永宏、邱全毅、张婷：《中外城市竞争力理论研究综述》，《国际城市规划》2015年增刊，第8—15页。
[36]黄璜：《全球化视角下的世界城市网络理论》，《人文地理》2010年第4期，第20—24页。
[37]张凡、宁越敏：《基于全球航班流数据的世界城市网络连接性分析》，《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第54—62页。
[38]杨永春等：《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理论与方法及其对城市体系研究的启示》，《地理研究》2011年第6期，第1009—1020页。
[39]杨永春等：《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理论与方法及其对城市体系研究的启示》，《地理研究》2011年第6期，第1009—1020页。
[40]屠启宇：《世界城市指标体系研究的路径取向与方法拓展》，《上海经济研究》2009年第6期，第77—87页。
[41]毛卫华等：《利用MOdis产品和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监测城市扩张》，《地理研究》2013年7月，第1325—1335。
[42]Allen J.Scott，eds，Global City-Regions：Trends，Theory，Polic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