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小结

世界城市理论范式恰当地解释了世界城市体系的金字塔形状以及纽约、伦敦、东京在这一体系中的位置和影响力的来源。但是世界不是平的，南方国家在这一体系内无论以何种指标衡量都处于较为落后、被管理和被控制的地位。尽管这一局面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相关的巨型城市的成长有所改观，但总体上尚无根本性和决定性的改观，这决定了这些新兴城市仍将持续为提升自身的层级和体系中的位置而努力。这就是城市外交的最强大动力。遗憾的是，孟买、约翰内斯堡、上海、圣保罗试图成为真正的世界城市的政策驱动在取得了巨大成绩的同时也留下了很多问题，如孟买、约翰内斯堡分裂为国际化、富裕的精英中产阶层与贫民窟庞大的贫穷人口的两极世界，而上海的城市边缘地带的基层治理也日益复杂。新的地理经济学显示这些城市有可能不会成为像纽约、东京、伦敦那样被定义的世界城市，其中最核心的理由就在于他们必须在资源极其稀缺、城市化迅速推进、移民快速流入、污染极为严重的大背景下进行发展，同时在全球生产网络和价值链所处的位置依然相对低端。关于这些挑战目前没有任何行为主体可以给出简单易行的答案，只能由城市自身和国际行为主体一起探索，而探索的过程也常常成为城市外交和全球治理的核心议题。城市外交作为着眼于公共利益和国际行为体构建制度化的对外行为并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交往，更需要城市内部制度的有效变革，核心在于城市自治的实现，其中的内涵在于三条，即：有着法治保障的独立的政治单元、内部居民的融合和对城市的认同基本实现、普遍意义上城市居民资格的认定。唯此，才能保障城市外交的合法性、自主性和有效性。发展中国家的巨型城市推进城市外交，操作方法和路径很多，基本模式可分为三大类，即国际友好城市、城市网络和国际组织的嵌入。需要谨记的是，这三类操作模式的内容并不固定，可以通过关注经济、政治和环境议题来操作。《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2030》和20年一次的第三次联合国人居大会显示，目前日益增多的是一种经济、环境和政治复合交叠的议程，而这种复合交叠议程也反映了未来全新的城市发展模式。(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