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的启示：公司融资的制度性建构力量

三、对中国的启示： 公司融资的制度性建构力量

在部分历史学家看来，公司如早期的宗教一般，是人类的“集体想象”，是概念的产物，也是“法律拟制”，可以随着法律的规定产生，也会因法院的判决而消失。^[65]不过，若公司只是一个“集体想象”，断然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最广泛采用的商事组织。实际上，若仔细探索公司从产生到发展壮大的过程，可以发现公司并不仅仅是法律逻辑的展开，它是商人精心创造、维护和不断创新所形成的法律制度，而支撑公司变化的法律目的也始终如一，即维护和促进工商业的发展。^[66]

通过追溯公司的发展历史，能够发现公司融资对公司基本法律制度的塑造有着深远的影响。但与域外特别是英美两国相比，中国的公司基本法律制度更多地是由国家推动形成。例如，中国的公司法律制度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引入，更多地是为了完成国有企业的改制^[67]，而非由商事实践自发地形成。但是，这一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路径，却使得公司法在面临新的融资实践时难以及时作出反馈，也使得法律的应用，在部分时候缺乏对商事规律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