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代医学伦理学的发展
晚清时期，许多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医生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们的主张充实了我国医学伦理思想的内容，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孙中山和鲁迅。孙中山（1866—1925年）怀着“医亦救人之术”的意愿学医，其伦理思想是讲“仁爱”。他“济世为怀”“粟金不受，礼物仍辞”，被人奉为“孙菩萨”。鲁迅也是怀着“医学不仅可以给苦难的同胞解除病痛，但愿真的还可以成为我们民族进行社会改革的杠杆”的希望学医的。这两人都是从重医德进而重政德的代表，从医人转为医国，从医家成为革命家。
19世纪是西方医学飞速发展的世纪，同时也是西医东渐的世纪。西方医学通过传教士传入中国，建立教会医院，并在1900年之后，全面开展西医教育。1905年，清政府派遣大量留学生赴日、美、法、德，其中一些留学生回国后成为中国西医界第一代骨干人物。中国传统医学受到西方医学的巨大冲击，由此展开了西医和中医旷日持久的碰撞、论争和融合。民国时期有三派观点：一派主张全盘西化，一派主张完全复古，一派主张中西汇通。这三派中，中西汇通派看到了中西医各自的长处，如施今墨、恽铁樵、张锡纯等代表人物，他们在主张中西医相互学习和促进祖国医学发展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从此，在我国逐步形成了中医、西医、中西结合并存，共同造福人类健康的新局面。1915年，中华医学会成立。1926年，《中国医学》刊出的中华医学会制定的《医学伦理法典》明确指出，医生的职责是人道主义，而非谋取经济利益，并对一般医疗行为进行论述，也论及经验不足的中国医生与经验丰富的外国护士之间的关系，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医护伦理观。
1933年6月，爱国学者、现代医学教育家、我国医学伦理学先驱宋国宾（公元1893—1956年），撰写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医学伦理学专著《医业伦理学》，他在书中以“仁”“义”这一传统道德观念为基础，对“医师之人格”“医生与病人”“医生与同道”“医生与社会”的“规己之规”作了精辟的论述，强调医生必须加强医德修养，“良医当勤其所学，忠其所事，出其热忱，修其仪表”。宋国宾的学说不仅在当时具有“众醉独醒之卓见”，而且为我国近现代医学伦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社会各界特别是医务界称赞《医业伦理学》是“医界之座右铭”“改良社会之要书”。
从我国近代医学伦理学的发展情况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医学人道主义精神得到了升华，突出体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人道主义和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