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供体选择的伦理问题
器官移植是现代生命科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医疗技术之一，它的临床应用使许多本来难以恢复健康的患者得以康复，使许多患有不治之症的人获得了生的希望。从医学角度看，人体器官是最佳的供体器官，而人体供体器官可来源于活体器官、尸体器官和胎儿器官。近年来，为了解决器官移植供不应求的问题，又发展了异种动物器官移植、人造器官移植等器官移植。不同来源的供体器官面临不同的伦理问题。
（一）活体器官的选择
围绕活体器官移植的争论来自两个层面：一是少部分双器官（肾）、再生器官（骨髓）的器官移植。为了挽救一个患者而伤害一个健康人，这种伤害是否道德？二是心脏等体内生命必不可少的单一脏器的器官移植。这类器官移植等于用一个人的生命去换另一个人的生命，其供体器官能来自活体吗？对此，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对于受体来说，双器官（如肾脏）中的一个或单个器官中的一部分（如肝脏）进行活体器官移植比尸体器官移植有更高的存活率，也更有利于受体的生存利益。对于供体来说，在不危害自己的生命及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的前提下，自愿把自己的器官组织捐献给一个生命垂危的患者，挽救其生命，这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利他行为。
另一种观点认为，人体的重要单一器官，如心脏、肺、脾，在任何时候出于任何理由在健康活体身上摘取都是不允许的，无论在伦理上还是法律上都是难以接受的。而成对器官（如活体肾）的移植主要以亲属间的移植为主。一般认为，活体器官移植无论对受体还是供体都存在难以避免的风险，在实施该项手术的过程中，使风险降到最低限度、恪守伦理原则是至关重要的。
（二）尸体器官的选择
使用没有生命的尸体器官，似乎不存在什么伦理问题。但恰恰相反，尸体器官的利用，存在着比活体器官更为复杂、更难解决的伦理问题。
1. “心在跳动”的尸体
使用活体器官的伦理问题，主要存在于肾移植和部分肝移植中，而使用尸体器官的伦理问题则是由心脏移植而引起。心脏移植对供体的要求是特殊的，按人们的常识来说是极其矛盾的，原因是：第一，供体必须是已经死亡的尸体。心脏是人体极其重要的单一器官，从活体摘取，必然导致供体死亡。所以心脏移植与肾移植不同，器官供体只能是尸体而不能是活体。第二，供体的心脏必须还在跳动。心脏移植要求供体的心脏必须正常，而且在移植前要采取各种措施维持供体的生理血压，以保持心跳。供体只能是尸体，而这具尸体的心脏还在跳动，这对采用心肺死亡标准的人类常识来说的确是一个悖论。所以，脑死亡标准的确立成为尸体器官移植的关键。
2. 脑死亡供体的选择
从科学的角度讲，为了使移植手术成功，从摘除器官到实施移植手术的间隔时间越短越好，一般心脏是4小时以内，肝脏20小时以内，肾脏48小时以内，超过这个时间则成功率极小。新鲜而有活力的供体器官移植不仅可以提高器官移植的成功率，而且有利于患者的术后恢复和延长存活期。但如果按照传统，将心肺功能的丧失作为死亡的判断标准，呼吸循环停止往往会导致体内各个器官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心、肺和其他重要脏器的移植几乎是不可能的。脑死亡标准的确立可以为器官移植的开展和供体器官的来源提供可靠的保障。因为大脑死亡后体内其他器官还可存活一段时间，或应用现代医学技术延缓其他器官的死亡时间而为移植所用。
（三）胎儿器官的选择
胎儿器官移植是指把胎儿作为器官供体进行的器官移植。医学研究者希望能将人工流产胎儿的某些组织移植到一些患者身上治疗某些疾病。胎儿器官移植有特殊的优点：胎儿组织抗原弱，排斥反应小，成功的可能性大，并且能扩大器官来源。近几年胎儿器官移植取得巨大进展，为解除人类许多疾病带来了希望。(https://www.daowen.com)
但是，胎儿供体的情况非常复杂。如果利用已发生脑死亡的胎儿作为供体一般不存在争议，无论从胎儿的双亲、医学需要，还是从社会的心理、国家的法律及伦理学角度，都可以得到认可。但是，如果用引产、流产胎儿作为器官移植的供体，就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生命伦理难题。暂且不说“胎儿是不是人”在学界尚争论不休，晚期妊娠引产本身在国际上就是普遍受到禁止的。
胎儿组织器官移植用于治疗疾病的伦理问题主要在于怎样做才合乎道德。一些妇女可能出于经济原因而有意流产出卖婴儿，即怀孕的目的就是为了流产胎儿。另外，一些妇女在妊娠后对流产举棋不定时，一旦知道流产会带来经济利益而选择流产，就可能造成流产泛滥，危及妇女和胎儿的生命和健康。因此，有必要制定专门的伦理规范和法律，保证来自选择性流产的胎儿组织器官，以道德上可以接受的方式使用。此外，对供体胎儿及孕妇健康状况也应有相应的标准，以保证受体的安全。通过立法禁止买卖胎儿组织器官，杜绝胎儿组织器官黑市交易。使用胎儿组织器官应取得夫妇双方同意，以避免以后的法律纠纷和道德争议。公布胎儿组织器官移植的过程、批准、实施等，以便公开监督，防止不道德行为的产生。
（四）异种器官的选择
异种器官移植，即将动物的器官移植到人体上，以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
将不同物种的部分器官结合起来在中西方的古代神话中都有过类似的描述。在医学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神话已经成为现实。自1905年，一位法国外科医生把兔肾脏的一块切片植入患者肾脏中，完成首例异种器官移植后的100多年的时间里，人类进行了多种动物器官用于人体器官移植的研究。但由于异种间组织差异太大，排斥反应激烈，现有的免疫抑制药物无法有效控制，使异种器官移植举步维艰。然而，随着基因工程的发展，异种器官移植又出现了新的转机，科学家们改变思路防止排斥反应从过去在人体上下功夫，转变为在改良提供器官的动物体上下功夫，带有人类基因的转基因动物应运而生。当第一只转基因猪在伦敦诞生时，世界哗然。人们质疑：带上人类基因的猪究竟算人还是算猪？将来还会有多少人类基因植入猪体？如此下去，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到底在哪？食用含人类基因的猪肉，是否算“吃人”？等等。
异种器官移植引起了比同种器官移植更为敏感和复杂的伦理问题。其中至少有三个问题应特别引起人们的注意：第一，移植器官的种类应受到限制，部分腺体（如睾丸、卵巢）不能异种移植，否则将严重违背伦理。有些器官（如脑）也是不能移植的。其他器官能否移植，要以该器官移植后能否引起人的特性改变为伦理准则。第二，考虑器官功能和减少排斥反应，灵长类异种器官成为首选。但其中黑猩猩和狒狒属于受《动物保护法》保护的珍稀动物，因此，动物实验和临床试验的选择应践行法律标准，慎之又慎。第三，动物器官供体可能带有未知病原病毒，这些病原病毒可能通过感染被移植的患者而扩散到整个人群，引起流行病。
（五）人造器官的选择
人造器官在生物材料医学上是指能植入人体或能与生物组织或生物流体相接触的材料，或者说是具有天然器官组织的功能或天然器官部件功能的材料。人造器官主要有三种：机械性人造器官、半机械性半生物性人造器官、生物性人造器官。
机械性人造器官（mechanical artificial organs）。机械性人造器官是完全用没有生物活性的高分子材料仿造一个器官，并借助电池作为器官的动力。日本科学家已利用纳米技术研制出人造皮肤和人造血管。
半机械性半生物性人造器官（biomechanical artificial organs）。半机械性半生物性人造器官是将电子技术与生物技术结合起来。在德国，已经有8位肝功能衰竭的患者接受了人造肝脏的移植，这种人造肝脏将人体活组织、人造组织、芯片和微型马达奇妙地组合在一起。这种仿生器官可能会在未来得到广泛应用。
生物性人造器官（biological artificial organs）。生物性人造器官则是利用动物身上的细胞或组织，“制造”出一些具有生物活性的器官或组织。生物性人造器官又分为异体人造器官和自体人造器官。比如，在猪、老鼠、狗等身上培育人体器官的试验已经获得成功；而自体人造器官是利用患者自身的细胞或组织来培育人体器官。前两种人造器官和异体人造器官，移植后会让患者产生排斥反应，而异体人造器官可能存在伦理争议，因此，科学家最终的目标是患者都能用上自体人造器官。科学家乐观地预料，不久以后，医生只要根据患者自己的需要，从患者身上取下细胞，植入预先由电脑设计而成的结构支架上，随着细胞的分裂和生长，长成的器官或组织就可以植入患者的体内。
随着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造器官被用于临床。如人造乳、人工喉、人造耳蜗、人造关节、人造肺（ECMO）等等。人体器官病损后，如肾、肝、心脏衰竭等，通过药物、手术等治疗方式无法达到治疗效果时，器官移植将成为唯一治疗手段。但全球可提供移植的器官数量远低于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数量，大多数患者无法得到适配器官，人造器官发展的重要性由此显现，人造器官的前景是非常可观的。但是，人造器官在挽救患者生命，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导致了新的伦理问题的出现。比如在异体人造器官的移植上，如前文所述，带有人类基因的转基因动物还是纯粹的动物吗？在动物身上培养人体器官，再将这样的器官移入人体是否会模糊人与动物的界限？再比如，自体人造器官是否会使人的寿命无限延长？当一个人大部分的组织器官都被更换时，此时的个体还是原来的个体吗？总之，人造器官移植尚有许多伦理争议还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