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主义医学伦理学的发展
我国社会主义医学伦理学的形成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医德为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医德，包括革命根据地的医德、抗日根据地的医德、解放区的医德。中国共产党建党伊始，就把保障人民健康同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党的二大把保护劳动者健康和福利写入党的纲领。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中，我们党为了适应长期革命战争的需要，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在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医德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创建了人民医疗卫生事业。1931年，毛泽东为红色卫生学校制定了“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的医学教育方针。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以援华著名医师白求恩为医德楷模，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高度评价了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共产主义精神、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号召共产党员和医务工作者向白求恩同志学习。这种跨越国界的献身精神，是对医学人道主义的生动诠释。1941年，毛泽东为中国医科大学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是对当时医德原则的精辟概括，同时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医疗卫生工作的显著特点和医务人员的优良医德，成为我国医学伦理的基本原则。毛泽东于1944年为延安卫生展览会题词“为全体军民服务”。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提出“一切为了伤病员”的口号，特别是要对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医务人员进行系统的思想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道德观，强调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医护伦理原则。在毛泽东的著名题词和《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著名文章的思想指导下，我国医务人员和患者形成了平等的同志式的新型医患关系。广大无产阶级医务工作者在长期救死扶伤、防病治病的医疗实践中形成的、具有战争特色、闪烁着共产主义思想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医德，是我国社会主义医德的基础。其主要内容有四个方面：一是忠诚于医药卫生事业，全心全意为保障军民健康服务；二是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三是刻苦钻研，对技术精益求精；四是团结互助，发扬集体主义精神。2017年，世卫组织颁发给中国政府“社会健康治理杰出典范奖”，称赞中国早在“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成为全球公共卫生界的口号前，就已经通过爱国卫生运动践行着这一原则，并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社会主义医学伦理学经历了曲折前进的四个阶段。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1949—1966年）
健康优先，历来是党和国家谋求发展的战略基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国就将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列上议事日程，以社会主义集体观和义务论为基础的医学伦理思想；以防病治病、救死扶伤，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医德原则，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得到体现和发展，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改变了我国健康水平低下的状态，使人民群众的健康权利得到了保障。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召开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确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三大卫生工作方针。1952年，中共中央发起爱国卫生运动，组织力量防治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严格控制烈性传染病，如霍乱、鼠疫、血吸虫病等。在这一时期，党还在全社会开展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倡导学习白求恩精神，争取做白求恩式的医生，清除剥削阶级思想影响，广大医务人员思想觉悟和医德修养显著提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们纷纷奔赴战场，为中朝人民和志愿军伤病员服务，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和平建设时期，也谱写了像抢救钢铁工人邱财康等一曲曲医学人道主义的凯歌，为社会主义医学人道主义谱写了新的篇章。
（二）“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时期（1966—1976年）
这个时期社会主义医学人道主义精神遭到严重损害，社会道德和医德出现倒退。但许多医务人员仍然勤奋工作，坚守对人民健康负责的医疗宗旨。
总的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国的卫生政策侧重于预防为主，卫生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和中西医结合上，体现了社会主义医学道德的价值取向，即为社会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是医学道德判断的基本标准。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1978—2012年）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我国经济发展转型过程中，各方面利益、矛盾凸显，医学伦理问题一直处于我国现代生命伦理讨论的中心位置，传统的医学伦理思想不能再为医疗保健制度和医生医院的行为提供有力支撑，需要引入新的价值观。在此背景下，我国医学伦理思想迅速发展。我国学者一方面着手研究新形势下医学道德建设的途径，职业道德成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另一方面开始大力介绍国外生命伦理的研究成果和发展趋势，为我国生命伦理学科发展提供借鉴，提出了公正、效用、公益的原则，强调我国医疗卫生服务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医患关系也不是商品买卖关系，卫生体制改革应首先从国家宏观利益出发，保证基本医疗和社会预防，促进“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目标的实现，坚持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宗旨。因此，传统的医生个人美德和对患者的医护责任感必须与社会价值和公益相结合，才能较为完整的履行为病人健康服务的道德要求，义务论必须与价值论、公益论相结合，必须完善人道主义。
1981年召开的全国医学伦理道德学术研讨会，讨论了对病人的人道主义、医学实验、器官移植、安乐死等问题，推动了我国医学伦理学发展。会议提出，我国的医学道德原则是“防病治病、救死扶伤，实行社会革命的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后10年的医学伦理实践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医德原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1988年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委员会成立，发表了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会宣言，提出了坚持卫生体制改革的道德原则：医患利益统一，患者利益居先；医疗数量质量统一，医疗质量居先；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统一，社会效益居先；义利统一，信义声誉居先。该委员会还起草了《中华医学会会员职业道德公约》，医疗机构的医学伦理道德建设也得到重视；起草了《中华医学伦理委员会组织规章（草案）》，希望有条件的医院成立医学伦理委员会，推动医院医学伦理道德发展。1981年和1988年，国家卫生部先后颁发了《医院工作人员守则和医德规范》《全国医院工作条例》《医院一般医德规范细则》《医务人员医德规范及实施办法》等，提出了救死扶伤、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同情和尊重患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八项守则和八项医德规范。1991年，国家教委颁布《医学生誓词》，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责任感，增强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使命感，提高职业道德水平。1999年，《执业医师法》施行，以法律手段规范医生行为，维护了医患双方权益。进入21世纪以来，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保健需求，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卫生健康事业，中国医学界凝聚共识，塑造新世纪的职业精神。2011年中国医师协会发布了《中国医师宣言》，在此基础上在2014年确立了新时代《中国医师道德准则》，规范了医师的道德底线，促使医师把职业谋生手段升华为职业信仰，要求医师遵从行业自律的要求，以医师职业为荣，笃行中国医师道德准则，传承和发扬医学文化。2012年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中药管理局联合发布了《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这是我国较为全面的医疗职业规范文件。
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比较系统地进行医学伦理学教学和科研。1981年，医学伦理道德学术研讨论会拉开了医学伦理理论研究新的一幕，标志着中国医学界理论界已认识到医学伦理理论建设与医学发展的关系，开始了医学伦理学理论建设。1988年，《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创刊，成为中国医学伦理学的专业学术期刊。随着我国医学院校医学伦理学课程的开设、医学伦理高级别学术会议的召开和医学伦理组织的成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更新医德理论、加强医德医风建设、使医德理论思想更好地为医疗卫生实践服务等课题研究引起广泛关注，一大批医学伦理学教材陆续出版，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伦理学学科理论体系。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需要，党对进一步做好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我国卫生健康工作重点逐渐由解决看病难、看病贵，转向管健康、促健康，制定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等法律，健康中国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应运而生，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卫生健康事业改革发展之路。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2016年8月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伦理学成熟和完善。会议强调，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提出医务人员应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精神。
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描绘了健康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共建共享、全民健康”，是建设健康中国的战略主题。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2019年，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成立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出台《健康中国行动组织实施和考核方案》。我们党立足更精准更有效的预防，推动预防关口前移。2020年9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明确提出，要构筑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平战结合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和科技支撑，提升应急物资储备和保障能力，夯实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基层基础[1]。要完善公共卫生重大风险评估、研判、决策机制，完善应急预案，织牢国家公共卫生防护网。中西医结合、中医药并用，做好中医药守正创新、传承发展工作，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服务体系、服务模式、管理模式、人才培养模式，使传统中医药发扬光大。要加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力度，发挥主力军作用，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改善基层基础设施条件，落实乡村医生待遇，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
新时代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确定为国家战略，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先后印发“十三五”“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2021年，全国老龄工作会议召开，新时代老龄工作政策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2年底，我国健康中国建设进展顺利，促进健康的政策体系基本建立，健康维护能力明显提升，卫生应急体系初步建立，卫生应急核心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居民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全民医保基本实现，“一老一幼”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
我国已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人民群众健康权益得到充分保障。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最好见证。2022年，国家药监局、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国家中医药局研究制定的《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等文件加强质量源头管理。中药科技创新不断深入，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显著提升，中医药服务更公平、更可及、更便利。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参与全球卫生治理更深更广，以实际行动倡导并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守护人类健康作出了突出贡献。
新时代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成就巨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国卫生人才队伍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医疗技术能力与质量水平双提升，卫生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党中央肯定了广大医务工作者是人民生命健康的守护者，要求广大医务工作者用实际行动诠释医者仁心和大爱无疆，要求在全社会营造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仅在2000年至2017年间，医学科研共获得597项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等国家奖励，其中吴孟超、王忠诚、王振义、屠呦呦和侯云德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医学伦理思想没有只停留在课堂、教科书、论文上，而是越来越深入到医疗、保健、卫生政策制定、医疗卫生技术研究开发、生命科学、环境保护、动物保护等更广泛的领域，深深扎根于医疗卫生保健和生命科学等多学科研究的实践中。当代中国医学伦理学，坚持以人为本、敬畏生命、医患和谐的价值理念，注重医疗服务的公益性和公平性，强调医德要求的理想性与底线性相统一，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医学伦理思想体系。
由于疾病谱、生态环境、生活方式不断变化，我国仍然面临多重疾病威胁并存、多种健康影响因素交织的复杂局面。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过程中，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坚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为人民提供更好的卫生与健康服务。随着经济社会和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对医学需求的增加，医学伦理将会面临更多有待解决的问题。我国医学伦理学正是在不断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