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理论尖兵

1956年8月，黄逸峰奉命筹建中国社科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从政界步入社会科学领域。黄逸峰以上海为典型实例，努力探索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生、发展和改造的历程。1958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和改造》《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和改造》等著作相继出版，引起国内外经济史学界的高度瞩目，《红旗》杂志分别发表了评论文章。此后，《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荣家企业史料》等一批有影响的著作陆续问世。

1958年，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张春桥抛出了《供给制万岁》的文章，鼓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实现军事共产主义，否定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按劳分配原则。黄逸峰敏锐地发现了问题，坚决进行抵制，公开批驳张春桥的谬论，阐明他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基本理论的看法。20世纪60年代，对洋务运动这一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在国内学术理论界的一片否定声中，黄逸峰独树一帜，坚持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对洋务运动的作用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给予了肯定。

“文化大革命”中，黄逸峰坎坷的革命经历使他再次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他累遭批判，被开除党籍，关进牛棚。1978年11月，黄逸峰以73岁的高龄复出，肩负起重建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艰巨任务。他日夜操劳，忘我工作，在短短3年时间内，奠定了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科研基础，成绩斐然。1980年9月，黄逸峰由于过度疲劳，在作学术报告时突然中风，晕倒在上海交通大学的讲坛上。

黄逸峰在病中除了放心不下工作外，希望组织上能公正地处理他的党籍问题。1987年5月2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对此做出批复，同意黄逸峰党龄从1926年10月起连续计算，参加革命时间从1925年8月参加共青团时算起。

黄逸峰与病魔抗争了8年，终因医治无效，于1988年11月27日下午3时40分心脏停止跳动。黄逸峰病逝后，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中共江苏省委、中共南京市委、中共东台市委，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有关单位送了花圈。中央和上海市在一线和退居二线的党政领导干部江泽民、朱镕基、陈丕显、彭冲、张爱萍、宋时轮、谷牧、张劲夫、吕正操、黄华、胡绳、于光远、王光美、陈昊苏等数百人以个人名义送了花圈。上海市党政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人江泽民、朱镕基、曾庆红、陈国栋、胡立教、夏征农、汪道涵、赵启正、王一平、杨堤、杨士法、张仲礼、严瑾、姚锡棠等，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其他方面的人士近500人参加了黄逸峰遗体告别仪式。《人民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等各大报纸对黄逸峰的病逝发了消息和悼念文章。黄逸峰的骨灰安葬在“联抗”烈士陵园。1989年，上海市决定以黄逸峰名字命名科研出版基金。2006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黄逸峰》。2006年黄逸峰诞辰100周年时，上海、东台两地举行了悼念活动。

黄逸峰的生命之树是长青的，其魅力是永恒的。他的英名将永载史册。正如戴为然在东台市“黄逸峰同志生平业绩展览”的序中所说：“逸峰同志的一生是波澜壮阔、辉煌壮丽和不断奋进的一生，也是艰苦战斗、曲折坎坷和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他从书生到将军，又从将军到学者的全部革命生涯，是同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光辉历程紧密相连的。他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也是一个彻底的爱国主义者。他那坚定的革命信念、崇高的思想品德、高尚的革命情操、优良的工作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原载《档案建设》201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