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敏之谈黄逸峰
采访对象：厉敏之
采访地点：厉敏之寓所
采访时间：2018年7月26日上午
采访者：荆有为
提问：厉老师您好！今天我们专门想请您谈谈您对黄逸峰先生的印象。请问您第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厉敏之：我是1945年才第一次见到黄逸峰。实际上黄逸峰同志那个时候已经到了六师十八旅第一军分区当司令员了，已经不在联抗了，我在文工团的时候，文工团有两个同志是跟黄逸峰同志一起从联抗调到军分区来的，那两个同志在文工团，所以他们知道黄逸峰同志的一些历史，我是不了解的。
提问：那后来呢？
厉敏之：黄逸峰到了军分区以后，指挥过好几次战斗，一次是叫三垛伏击战，那是很有名气，三垛伏击战在新四军根据地是战果累累的。
提问：时间是什么时候？
厉敏之：1945年的春天。
提问：好像是歼灭日伪军1800多人。
厉敏之：是的，后来他又指挥了高邮战争，解放兴化。解放兴化的战斗我们文工团都参加了。我那时候在一分区文工团当支部书记。兴化解放之后，成立一个新七中队，新七中队出了一个模范班长，叫唐炳文，当时军分区领导包括黄逸峰同志都认为这个唐炳文是一个很好的典型，就要我们文工团到新七中队去做调查研究，写一个剧本，广泛地推广这个部队，先进带后进是很重要的。这样我们文工团由组织科长谭肇之同志率领去兴化。那时候文工团深入调查研究，到唐炳文班里头，到其他班，其他连队都去了解唐炳文的情况，我们团长还专门找唐炳文谈了话，确确实实证实了唐炳文这个班长了不起，后来我们文工团就编剧，我们团里有各种人才，所以就写了一个剧本，叫《模范班长唐炳文》，这个剧本写完了之后，就在新七中队首演，首演的时候，那里条件差，都是土台啊，我们都是去老百姓家里借方桌子，一个一个方桌子借好以后，拼作舞台，上台演出。因为唐炳文是真人真事，再加上他这个模范作用确实是内容丰富、事迹动人，所以我们又利用土语，讲苏北话，把群众喜闻乐见的小调、快板等各种各样的形式摆进去，因为大家都是苏北人听得懂，而且形式多样化，非常吸引人，所以演出效果是非常好的。但中间有一段文工团的团长姜旭同志，他是搞戏剧的，他是非常注意舞台效果的。他看到有一个战士在演出的时候，在舞台前面走来走去，就影响演出效果嘛，他就上去把这个战士拉下来，又批评他几句，说你怎么能这样子，讲了几句。这给黄逸峰同志看到了，对此很不满意。但是当时也不好讲什么，因为演出嘛，后来演出结束以后，黄司令就把我们文工团全体团员叫到一个办公室去谈话，他说你们对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学过没有，我们说学过，他说学过了你们文工团就要面向部队，面向人民，面向战士，是不是？在演出期间上去把一个战士拖下来，还要批评人家，这是不对的，这不符合毛主席为人民、为战士思想的。他说你们回去好好地检查一下，以后不可以这样子。新七中队里的都是新兵，他们还没有接受多大的教育，你这样做法对战士来讲效果很不好的。这次演出是我第一次见到黄逸峰同志。
提问：他后面的经历您了解吗？
厉敏之：后面到哪里去了我也不了解。我跟他第一次接触就是这次演出，黄司令了不起，这么一件小事情，我认为是小事情，还跟我们全体文工团员上了一课，我觉得他非常爱兵，是一个好领导。我是支部书记，回去之后，就此事过了一次组织生活，大家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提问：再见面再了解他是什么时候？
厉敏之：再见面再了解他那就是在社科院了，
提问：“文革”之后黄逸峰被重新任命为上海社科院的院长，重建社科院，这个过程有些什么事？
厉敏之：是这样，重建的过程我也不了解，因为那个时候我的经历也是很复杂的。“文革”当中还有一个接待指挥部，我也在接待指挥部，后来被机关党委拉回去批斗，批斗完了之后再到干校，干校再批斗，我也没有什么问题，后来就解放，解放了以后叫我去当处局级干部哲学学习班的指导员，魏克夫是原党校的教员，去当学习班教员，还有一个年轻造反派，他当队长，我当指导员。我那时候身体确实很不好，工作了不多时，我就请假回家，回家以后开始市公交组叫我去上钢三厂调查研究，实际上是去劳动的，后来市革会外事组，实际上就是原来的外办，外事组的领导叫冯国柱，冯国柱点名叫我到外办去，因为我在机关党委也经常接待外宾，所以他点名叫我到外办去。外办去了三年，所以尼克松、田中访华我都在外办，我都参加了，我还见过一点儿世面。以后呢，说这个市级机关只有支部没有党委，要成立党委，外办冯国柱找我谈，说厉敏之，要成立机关党委了，你还是到机关党委去工作吧，我说我不要去，我说我到机关党委要走老路的，现在这一套我不干。他说没有办法。那时候还是马徐王，机关党委还是王秀珍兼书记，我是最后一个副书记，我不管事，我还是管宣传。所以他们搞的内部资料，写什么给“四人帮”马徐王跟张春桥的“白头简报”，我都不看的，什么内容也不知道的。我在机关党委心情很不舒畅，我后来因生病就住瑞金医院，高血压、心脏病、胃病毛病很多，又做了甲状腺手术，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我才出院。出院以后组织部就分配我两个工作，一个到社科院去当副秘书长，一个就是到戏剧学校去当副院长，戏剧学院、音乐学院派性很厉害的，我是不去的。社科院这些人我比较熟悉，因为除了黄逸峰以外，像李培南什么都是过去党校的，党校的校长啊、副校长啊、党委书记什么，我都熟悉，蓝瑛我更熟悉了，我们四十年代整风的时候我跟蓝瑛都是一个小组的，他是13岁就参加党，大家不相信，13岁怎么参加党。整风嘛，都经过批斗。我是整风运动还没有结束，军分区政工队来借调的，借调以后我就留在部队里了。
提问：然后咱们还是回头讲“文革”之后您调到社科院之后。
厉敏之：调到社科院以后，蓝瑛同志带我一个一个地方介绍一下，然后把院长、书记介绍一下，大部分我认识，黄逸峰我不熟悉，但也认识，黄司令。了解了两三天的情况后，黄逸峰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了，他说厉敏之你来了，我们很欢迎你。但是我们现在有几个难题，希望你能够想办法解决。他对我抱有很大希望似的，我说什么问题，院长你说好了。他说现在有三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大礼堂的问题，现在社科院已经成立了一年了，大礼堂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现在差不多和向明中学要打起来了，这边要那边不放，两边要打了。这个问题你想想办法，我们社科院没有大礼堂是不行的，这是一个问题，你想想办法看看。蓝瑛同志他就是只动脑给市委写报告。第二，当时有7个研究所，有的研究所连一间办公的房子都没有，那个大楼只有三层，而且还有社联，罗竹风也要房子，他是社联的负责人了，老同志了。他说他要一半是不行的，起码要给他1/3，房子问题想想办法，能不能加层，这个问题要是不解决，我们社科院周围没有地方可以造房子的呀，这个问题我觉得倒是比较难一点的。我说好的，我了解了解再说。他说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他说我当院长都要考虑比较周密一点儿，我们社会科学院最好是要搞一个出版社，他说因为我们的东西光叫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不行的，因为大样、小样都要印刷，有时候印了一部分大家看看提提问题再印，没有一个出版社，没有一个印刷厂不行，社会科学院一定要有一个印刷厂、一个出版社，你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我说黄院长咱们这个地方连办公的地方都没有，你要办出版社和印刷厂有难度啊。他说想想办法，动动脑筋，因陋就简。我说好，我来动动脑筋吧。这三件事情交给我，他说我们社科院已经建立这么长时间了，现在研究所连办公用房都没有，这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都是棘手的问题，最好能立刻解决，连一个礼堂都没有。房子也是破破烂烂的，因为那个房子后来是有一些老同志关在那里，我们解放了，还有一些老的没有解放关在党校的办公室。后来我就先把蓝瑛同志写的报告，就是解决大礼堂的问题，他写了这么多报告，我看了一下，先了解情况嘛，他就是要“所有权”，强调原来是市委党校的房子，现在应该是我们社科院的，大礼堂原来是党校的大礼堂，所以应该是社科院的大礼堂，是这样的报告写给陈毅同志，写给夏征农同志，我看了以后说这个大概不行，我就动脑筋了，我就把王有为，那时候是财务处的处长，张文俊他管行政基建，他们两个一个管行政一个管财务，跟下面打交道，他们手下那批人跟向明中学打交道。我把他们两个叫过来，我说我们到向明中学去一下，去找他们校长、支部书记交流交流、谈谈，是不是有什么办法来解决比较好。这样他们两个陪我去，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秘书长。新来的，并介绍一下这是校长、这是支部书记，我就坐下来跟他们比较亲密地交谈。我说大礼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说你们大家都要所有权，我倒觉得没有必要，为什么去争所有权呢？我说我们是不是商量就是使用权，你向明中学要这个大礼堂也没有什么用处，我社会科学院要这个大礼堂也不是天天用，我们是不是要一个使用权，要一个管理权，这样比较好。“文革”之后，大礼堂一塌糊涂，进去脚都踩不进的，很脏很脏，那么我说你们向明中学来修大礼堂也不可能，我社科院主动承担修理这个大礼堂，修好后由我们两家使用，我为主出钱，用咱们两个一起用。结果向明中学说好啊，现在礼堂一塌糊涂，你能够把它修好，我们两家使用，这个办法可行。我们不讲所有权，我们也无所谓。我说这样子，我们修好以后，我们两家是平均使用，我是1357四天，名叫社会科学院大礼堂，你是246，名叫向明中学大礼堂，这样行吗？他说这样可以，我说你假使不用的时候，你还可以出租，你还有点儿收入对不对？
提问：然后这个大礼堂事情就解决了？
厉敏之：大礼堂事情我等于是一天就办成了对不对？所以黄逸峰对我很欣赏，你有本事啊，我弄了一年没有解决，你一天就解决了，这个办法好。他说大家都是使用权，这个没有问题，你这个主意出得好，他很满意。我就跟他讲了，我们又不是天天要用这个大礼堂，有了使用权，什么时候用都行，不用的时候也可以出租。他说使用权好、使用权好，他说以后你对向明中学好一点，向明中学有什么困难的话，咱们能帮就帮帮他，关系搞得好一点。我说好的。
提问：老师，后面就可以简要的先过，我想问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黄逸峰同志跟党的领导人，他们之间有交往经历吗？或者交往的故事？您了解吗？
厉敏之：他和党的领导人有没有交往，我不知道。
提问：1927年“四一二”政变，他曾经救过周恩来的故事您了解吗？
厉敏之：这个我也不了解，那时候我还小啊。
提问：包括像他历史上曾经七次被捕，三次被开除出党您也不了解吧？
厉敏之：不了解。
提问：当时建院说黄逸峰自己的工作，好像是跟各个学校合作建研究所、找人，他自己工作您能讲一讲吗？
厉敏之：他自己的工作50年代的我不了解，复院后我觉得黄逸峰同志在社会科学院，对知识分子是非常重视的。因为原来是社科院的同志他都把他们找回来了，但是过去就是两个所，一个历史所，一个经济所，现在成立这么多所，除了原来的同志归队以外，他就是在市级机关年龄比较大一点的，有工作经验的，有文化水平的那些同志，他尽量地去请他们到社科院来，这些他是做了大量工作的，还有我们一些老同志也帮他做工作。
提问：研究生院好像也是“文革”之后建的？
厉敏之：研究生院是我去之前已经招了，研究生院我告诉你，我去了以后我看了，研究生院就是两间房子，一间大房子，双人铺都要爬上爬下的，当时第一届研究生是很艰苦的，但是研究生院因为我是兼机关党委书记，所以研究生院的政治工作我也要管的。黄逸峰同志除了这个以外，最大的特点就是招聘特约研究员，社会上的有资深的，或者被错误批判过、处理过的，甚至于过去在国民党工作过的，只要有学问二级教授、三级教授，过去当过教授的，或者是搞过研究工作的，他都去搜罗过来。这个名字叫“特约研究员”，这是他在社科院的创举，因为那些人在社会上是做不出什么成绩的，动乱嘛，有一些老的研究员回来，就是历史所、经济所，两个所的人不多的。还有一些老党校的教员，也把他搜罗进来。
提问：除此之外，黄逸峰还做了一些什么工作呢？
厉敏之：除此之外黄逸峰还做什么事情呢，我跟你讲，他做的事情是很多很多的，除了加层，什么印刷厂、出版社，都是他在的时候，做是我做的，脑子是他动的。他对这些老同志都很照顾。他说厉敏之，你对这些老同志，这些特约研究员也要关心啊，他们的生活，那些人因为批斗过、处理过，有些人住房什么问题，生活问题你要了解了解帮解决解决，他很关心的。我举一个例子，马伯煌家，我都去看过的，这是二级教授，很好的，但住房只有一间，很艰苦。我们又没有造房子的条件，后来芮杏文、胡立教、汪道涵到社会科学院来调查研究的时候，我是副秘书长，尽管我职务不高，但我参加活动，我的声音大大的，我就大声疾呼，我们社科院要钱没有钱，要房子没有房子，要什么都没有，这些都是知识分子，这些都是研究人员，我说市委不给条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我在那里大声疾呼，所以洪泽同志还把那个记录带回家去，带回家给他老婆看，他说你看厉敏之在这个会议上还敢那么大胆的讲话。他们都不敢大胆，我敢大胆，我为什么敢大胆？黄逸峰给我的胆子，他交给我想办法，我怎么想办法，我就向市委市政府叫啊，你们不叫我来叫，我又不怕犯错误。黄逸峰生病以后，我每一次去看他，他都要问我这些问题怎么样，解决没有，谁谁问题有没有解决，他都很关心。我每次去黄逸峰那里都是很开心的，他看到我像看亲人一样，他保姆还跟我讲，你来黄老最开心，黄逸峰对保姆阿姨很好，黄逸峰走的时候保姆哭得很厉害，说黄老好，怎么好怎么好，黄老对人确实是好。在社科院他是住在瑞华公寓的，社科院的车子他不大乘的，走来走去。严于要求自己，对人家很宽容。我倒反而有车子来接送，因为我住在孩子那里。
提问：黄逸峰在“文革”之前就到社科院了，他最开始的时候曾经当过经济所的副所长。
厉敏之：那是1958年的事情。
提问：然后他曾经还出过一些书，他学术上的事你了解吗？
厉敏之：学术上的事我不大了解，因为我不管这个事。你们要了解他，袁恩桢最了解他的情况，以前经济所的所长。
提问：老所长吗？
厉敏之：对，这里头有他的文章，对黄逸峰。前面你问的问题，蓝瑛同志了解，这本书蓝瑛同志文章也有。因为我年轻，负责行政工作，我不能管这个。
提问：黄逸峰跟社科院的学生或者同事之间还有什么故事是有意思的，您还有了解吗？
厉敏之：跟学生当然，因为学生政治工作也是我管的，那时候学生真是很艰苦的，上下铺，一个房间里头挤挤的，但是学习学得很好，这期学生是最好的学生。那个时候的研究生确实是一流的，现在全都是局级以上的干部，那都是老知识分子了，像张幼文，过去团市委青年团的，我去时他是青年团一个什么小组里头的支部书记，也到我机关党委开会。现在是有名的专家了，我觉得黄逸峰最大的功劳就是请特约研究员，这批特约研究员起了很大的作用，培养出来一些学生应该说是一流的研究员。比如厉无畏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左学金是上海社科院前常务副院长，沈国明是学法律的市人大常委，后来又到社联当主席，等等。
提问：还有什么生动的个案，厉老师。
厉敏之：还有譬如说，我讲具体例子，那时候社科院很穷，研究生要洗澡，跟后勤打架，后勤烧饭，洗澡有热水器的，研究生说，他们可以在那里洗澡，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在那里洗澡，跟后勤要打架，后来人家来叫我去，我说对不起，厉无畏他很厉害，年龄最大，他在后面出主意的，他后来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嘛，也是我们的研究生啊，第一届的研究生。后来我去了，我去劝他不要吵，我说这样，这个不是行政处的问题，行政处那个热水器是很小的，他们在那里工作以后洗洗澡是正常的，你们研究生几十个人，要到那里去洗澡是不可能的，也没有那么多水，我说我给你们想办法，我给你们买洗澡票，到外面好的浴室洗澡，他们说秘书长你有这个权力嘛，现在经费很紧的，我说我有这个权力，我没有权力我还可以请示院长。实际上财务处长他们都非常尊重我，相信我的。财务处长王有为过去跟院长、书记都要吵的，用钱啊。但是我秘书长讲话一句，是不是。因为他们觉得我好像处理问题比较好，我不是自吹自擂啊。所以我后来跟黄院长汇报了，我说这些研究生天热是要洗澡的，我说我们这里条件比较差，我的意见是给他们买洗澡票，选好一点儿浴室，买洗澡票，一个星期洗一到两次，这个经费我来跟财务处商量，你看行不行？他说行，这个办法好，他每次都说我的办法好，你跟财务说，经费没有问题。我跟财务处商量是没有话说的，王有为很听我的话。所以这个院长对研究生还是很关心的，对学生很关心。我把黄院长交给我的三件大事办好了之后，我是专门看天比较好，黄逸峰同志精神比较好，我就叫车队派车子，买了把轮椅（这把轮椅后来还是黄逸峰同志自己出钱的呢，我们办公室主任不同意报销）来把他接回来，先看加好的两层楼，有的研究生已经住进去了。再看印刷厂、出版社、大礼堂，看好以后，黄逸峰开心啊，那时候坐在外事组的接待室，接待外宾的接待室坐下来谈，黄逸峰真是激动得泪流满面啊，说不出话。当时他点头啊，表示他脑子里头有一笔账，他希望把社科院搞成什么什么样子的，他对这次的工作很满意，反正他很关心同志，你看车子他都不乘，有的时候早上去接接，难得的，他说我走走好了。
提问：在您的眼中，以您跟他的交往，您觉得他是怎样一个人？
厉敏之：黄逸峰这个人是传奇性的人物，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他1925年入党，我1925年出生，他经过被捕那么多次，在国民党都做那么多工作，统一战线。后来跟党的关系又找不到，以后你看再回到共产党里边，黄桥战争以后他才正式工作的，黄桥战争以后，他当联抗司令员，他在国民党也当过军长的。所以这个人的党性非常强，不管在共产党也好，在国民党也好，当领导干部也好，受处分也好，不是共产党员也好，他就是一心一意为党工作。从来没有脱离过党，所以我说他一心一意为党，而且他什么工作都做过，据我了解，他司令员当过，所长也当过，院长也当过，社科院称他为“文武将军”，我们写过几篇文章怀念他，我接触过很多领导同志，我觉得黄逸峰是在共产党里面少有的。黄逸峰从来不骂人，他就是有时候脾气有点儿暴躁，他没有跟我发过脾气，一直对我都很好。可惜黄逸峰走，我没有参加他的追悼会，我那时候在华东疗养院疗养，这是我蛮遗憾的。
提问：厉老师，关于黄逸峰的采访就结束了，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