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工作的方式方法——资料工作漫谈之二
黄逸峰
有些人认为，资料工作就是搜集访问，剪剪贴贴，抄抄写写，其实这一工作并不太简单，有些问题还很值得我们研究。
首先，是资料来源以及如何取得资料的问题。资料范围很广，举凡文书档案、公私函件、报表账册及报纸杂志等，这些我们把它叫做死资料；参观调查访问和座谈的记录，我们把它叫做活资料。可以说，资料到处可寻，俯拾即是，问题是在于自己如何去调查寻访，找目录索引，请教老师。全国各地各部门都积有大量文书档案，而且都有自己特点，我们可以按自己的需要和各地所藏资料的特点去搜集。譬如说，上海在研究近代经济史所需资料方面，就有极其优越的条件，在这里，各部门、各企业，都存有大量有关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和工人阶级斗争等方面的资料；而且私人方面也存有大量信件笔记；还有各种经济组织保存的文字纪录和会计师律师事务所的整套案卷；还有过去长期与帝国主义洋行和中外企业打交道的有关人物，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亲身经历的一切等等，这都是极其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当然，这些资料不会有人送上门来，需要我们自己去探寻，通过一定的手续，取得阅读和了解的权利。在这里，不但要跑路，要联系人，要翻箱倒箧，要抄写摘录，还要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特别是访问，要知道这是求教于人，困难是难免的，一定要虚心并有耐心，要向对方说明目的和意义，使对方乐意把所藏资料和所见所闻贡献出来，有时还要准备遭受白眼和享受闭门羹。其实，这也算不了什么，比今之常书鸿同志赴敦煌探宝和古之唐玄奘西方取经，其难易奚止天壤。所以说，资料到处有，只要有心人。
其次，资料既然到处有，又是那么多，我们将从何下手呢？确实，曾有人被大量资料吓退了的。现在全国资料工作，存在着几种情况：（1）旧时代所存的文书档案报表账册有很大一部分还装在箱子里，放在仓库或地下室里，一般都没有经过整理，目录索引都没有做，使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无从下手；（2）负责保管这些资料的单位，只有极少的人从事整理，进度很慢，远不能满足科学研究工作者的需要；有些单位只有少数人在保管；（3）科学研究工作者，不少人在搞资料，但由于缺乏统一规划与分工协作，各搞一套，而人力又有限，结果有的项目大家在搞，有的项目没有人搞，因而大家都搞得不多，残缺不全，而且因重复工作，浪费了劳动力，甚至还有因原始资料只有一份而产生了争先恐后的现象。为了多快好省把资料初步整理起来，搞出一份目录或索引，把肯定无用的部分加以剔除，以利于科学研究起见，除了保管资料的单位能够积极搞好这部分工作而外，需要有一个“统筹规划分工负责”的办法，就是由各个有关的研究部门配合保管单位按照统一规划分担整理的责任。还可以利用社会力量和寒、暑假大学生勤工俭学进行突击整理。这是对资料的一般整理，这样做了，使研究工作者能够按图索骥，以免他们大海捞针或者望而却步。
第三，搞资料的目的性要明确，要按着研究项目的要求搞资料。事实上在制订研究项目时，必须充分考虑到资料问题：需要哪些资料？怎样取得这些资料等等。这和企业确定产品品种计划时，必须连带提出原材料计划一样，否则就不能投入生产。当我们在开始研究工作时，也会由于对资料不摸底和如何搞资料等问题不够明确，结果，有些资料搞来了没有用处，浪费了劳动力。还有的项目，由于事前没有考虑好资料问题，结果，找不到这方面的资料或资料很少，影响到研究成果的质量，或者不能说明问题，成为废品。
第四，搞资料的点面结合问题。目前搞资料有三种做法，我们以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为例：一种是根据研究工作的要求，全面系统地按部门、按时间、按问题去搞资料，像近代工业史资料、近代农业史资料、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之类。它的好处是资料比较全面、系统化，应有尽有；它的缺点是资料选取要求全面系统，不可能突出、深透，而且分量比较大，一时不易完成。另一种是根据研究工作的要求，选择有代表性的典型行业、典型企业或典型事件，搜集资料，把它作为麻雀来解剖。如我们把中国近代经济分为三种类型：（1）民族资本；（2）官僚资本；（3）帝国主义资本等，再于每一种典型中选出若干代表性的企业或企业集团，等等。这样做的好处是比较重点突出，搞得深透，能从中看出本质问题。它的缺点是缺乏整个历史时期的全面资料，耗费的时间也比较多。第三种就是在典型调查的基础上，充实全面的资料，使点与面、特殊与一般很好地结合起来，这就是从点到面、点面结合的做法，这样做，可以取得前两种的好处，避免前两种的缺点，也可以减少若干重复劳动，因为在搞典型资料的过程中也能接触到有关全面的资料。但这样做，由于做得细，总的是要花费更多劳动的。
第五，如何选择资料。打开了资料宝库，宛如汪洋大海一样，究竟哪些是需要的，哪些是不需要的，这就需要做一番选择功夫。所以，在研究工作的步骤上，我们必须按照研究工作的要求，拟定一个搜集资料的提纲，根据提纲去进行。而所搜集的资料，又不全是我们需要的，有时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其中几行，因此我们要做摘录卡片，把经过阅读思考以后认为必要的摘录下来，而所摘录的也不是全部需要的，还要经过一番核实、甄别和精选的工作，最后才是我们所需要的资料。选料工作关系到成果的质量和它的使用价值，必须有较严格的标准，不要使好的资料“抱恨终身”，也不要使坏的资料“滥竽充数”，必须严格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以历史唯物论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对待资料，一般地要掌握下列几个原则：
（1）要去粗取精。按照研究工作的要求，选出能够反映事物本质的资料，舍弃不能说明问题的资料。
（2）要去伪存真。要把资料加以核实，不要被鱼目混珠。如果有两种矛盾资料，一时不能辨别真伪时，可以把两种资料并列加以说明，切忌用个人的主观臆断加以肯定。
（3）厚今薄古。这是搞史料的一般原则，因为古的资料不及今的资料能更多说明问题，古的资料一般也是少一些，因此在分量的比重上今的应大于古的。但也要根据研究的要求，不可机械运用，更不应“厚今不古”。
（4）背景材料是陪衬，不是主体。分量不宜过多。在本身资料不够说明情况时，把与本身事件直接有关的资料，选择一些作为补充是必要的。
（5）反对主观主义。不要在搞资料以前，先有一个框框。根据自己的主观，先假定了某一事件某一人物的性质和结论，再根据自己假定的结论去选择资料，合者多取，不合者不取或少取，只要正面资料，不要反面资料，这就是资料工作中的主观主义，这是违反科学态度的。
（6）反对客观主义。要用正确的立场鉴别资料，不能无条件地“照本宣科”或“照单全收”，不加区别。在历史资料中，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资料本身是真的，但不反映真实情况，而且有些是歪曲真理的，我们必须加以批注。因为反动人物或者反动的历史家，为了美化反动统治阶级和人物，反对人民，常常把坏事说成是好事，或者为了一时的特殊目的发表一些漂亮话，用花言巧语来迷惑人；还有的有意识地宣传反动的言论等等，如果我们对这些资料的选用，不加以鉴别和批注，就可能为反动统治阶级作义务宣传，或者为它们准备了翻案的资料。选择资料要客观，但必须反对客观主义。
第六，整编与体裁。资料在经过选择以后，把选用的部分系统地整编起来。既然要有系统，就需要有一个比较合理的体系结构。但这是一堆从各方面选取来的资料，尽管经过整理，因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残缺零碎在所难免，因而它的完整性就较差，它就不能像对一本专著那样要求有严整的逻辑和结构。现在编近代经济史的典型资料，一般采取以时间为经、问题为纬的办法，分章、节、目编辑，也有的按问题、按重大事件或按人物来分章、节、目编辑。如果时间允许，在每一章、节、目，为了使眉目清醒，条理分明，加以适当的标题，也是必要的；但这些标题只应反映资料所提供的客观事实，不应加入个人臆断。资料整编，现在一般有下列几种形式：（1）素材。就是把原始资料根据需要加以取舍后，按问题、按事件或按人物加以编辑，在卷首加一个编者序言或说明，如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洋务运动》等。（2）半成品。就是把已经整理的资料，按照比较完整的体系结构加以编辑，在每一章、节、目都加了概括的标题，如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的《近代工农业史料》等；还有的不仅有概括性的标题，而这些标题一定程度地反映了编者的立场和观点，还加了文字说明，如上海经济研究所主编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汇编》。（3）成品。就是根据原始资料用编者自己的语言把它系统地写出来，对资料进行一定的分析、概括，接近于一本史书。如上海经济研究所主编的《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和改造》。
第七，个人与集体问题。搞科学研究，可以集体搞，也可以个人搞，但搞资料则以集体为佳，因为资料工作是大量的，而且是繁琐的，要搞一本系统的资料书，调查、访问、阅读、摘录、选稿、编辑等等的工作量是极大的，个人搞，固然时间拖得很长，也得不到集思广益的好处。不过集体不宜过大，要看具体的项目大小而定，二三人可以，五六人或更多的人也可以。一个集体，需要有一个主编，有组织有指导的进行。对于资料的取舍，可以民主讨论，但不应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应当是“能者为师”，由主编定稿。
第八，为了多快好省地搞好资料工作，需要分工协作，在一定范围内，对于同一学科，可以有一个大体统一的规划，提出统一的规格，大家分工搞。譬如，把中国近代经济史分成若干时期或若干专题，由各单位根据本身的条件分工去搞资料，搞成了相互交换，摘录卡片也可相互借用，这样就能缩短时间，又可以避免重复劳动，而且在原始资料的使用上可以避免争先恐后。这是协作的一个方面。在科学研究机关同业务部门之间，也可以协作。业务部门有充分的原始资料，也有整理资料，总结经验从而改进业务的要求；而科学研究机关是把搞资料作为它的专业，两者结合协作，是比较合乎理想的。我们过去在搞近代经济史典型资料方面，曾组织过多次协作，效果很好，不但资料丰富，时间也缩短，现在仍然努力组织这一方面的协作。组织这方面的协作，主要的经验，就是要坚持互助互利的原则，不要只图自己搞资料的便利，不顾对方的要求和困难。为了搞好协作关系，在担任协作的具体人选方面，也要有适当的安排。
（原载《文汇报》1962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