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代”不合拍的李亚农

由于父亲管理华东地区科研机构的思路和理念都是按照国际通例的，在当时免不了被说成是“右倾”的和资产阶级的。其实不仅是在管理科研机构方面，在其他问题上，父亲也从不人云亦云。他当时对斯大林晚年错误，对“大跃进”放卫星、大炼钢铁、急躁浮夸风等都有他自己的看法，对所谓的“三面红旗”也多有讥讽。特别是“大跃进”灾难性后果逐渐显现，通晓中外历史的他更是忧心忡忡，心急如焚。曾有一段日子，他私下与母亲商量，要给主席进言，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在专门寄去的书中画出“治大国，若烹小鲜”这一段，相信主席一定能明白，一派读书人的天真，在母亲苦劝之下方才作罢。后来母亲常对我们说，是她救了父亲。

因为父亲讲话少有顾忌，在管理科学院的时候又被认为有资产阶级思想，所以每次有政治运动，我们家就没有人来了；等到运动的风暴渐渐平息，才陆陆续续有人上门走动。由于父亲和大人们谈话，一般并不避开我们小孩，放学回家到书房请安，总能似懂非懂地听到他和朋友们谈论国事和政治形势，听后那种莫名的紧张至今记忆犹新。母亲为此长期担惊受怕，唯恐连累朋友，祸及家人。这些言论要是放在其他人身上，无疑是要被打成“右派”的，不过历次运动还是有惊无险。

陈老总对父亲始终是理解和信任的，父亲的意见依然受到他的关注和重视。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陈老总转述了父亲反映的科学家意见，无非是一些单位，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中出现了一些偏差，在一些有影响的科学家当中引发了不满和牢骚，于是父亲希望中央给予关注。柯庆施听后大为恼火，当即在会上回应说这是“李亚农造谣”。^[21]不知是谁的安排，让一位记者来父亲这里作“钓鱼式”采访，之后发了内参。柯庆施看后当然大为不满，在市委常委会上发脾气，将父亲痛批一顿，称之为典型的右派言论。

80年代去美国读学位的一位邻居、发小，说起在华人报上看到一篇原上海历史研究所老人撰写的文章，提到父亲政治上颇有胆识，学术方面有见地，有思想，管理上也懂行，但所内的同仁都认为，父亲和“上面”的思路明显不一致。父亲最终没有被打成党内“右派”，还在一定程度上推行了自己的办所主张，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至今还仍是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