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长江线交通工作
1931年1月起，我负责中央交通局下面管理长江线的交通工作。
长江线的交通工作包括以下几条交通线：
1.从上海乘浙赣线火车在衢县和上饶之间的常山、玉山一带进入赣东北苏区。
2.从上海经合肥、六安到鄂豫皖苏区。
3.从上海乘轮船到黄石一带去湘鄂赣苏区，但此线一直未打通。
4.从上海到武汉转乘粤汉路车到株洲一带进入湘赣苏区再转中央苏区。
5.从上海到沙市、宜昌一带转入湘鄂西苏区。
6.西去的交通，经重庆到成都将文件交给四川省委。
上述长江线各条线路都有专门的交通同志，可惜他们的名字我都记不起来了。记得有一个姓商的同志，当时称呼他“小商”，安徽无为人，矮矮的个子，黝黑的面孔，是去鄂豫皖的交通。另一个是去赣东北苏区的交通，个子不很高，方圆的面孔，两只大眼睛，为人颇机警，他能把被查禁的无线电器材从上海带到浙赣线上的玉山、常山一带，交给我们在那里的秘密交通站再转到赣东北苏区领导机关，并把苏区送交中央的金条带回上海。再一个是去四川省委的交通，个子也不很高，胖胖的圆面孔，外表看起来也很忠厚。其他的交通同志我都回忆不起来了。
各个交通往返的时间都不固定，比如当时去成都很不容易，来回一次要两个月的时间。这样，我同他们事先约定，他们回沪后在某条马路某处用粉笔画上一个暗号。我则经常留心这些地方，发现暗号后，就到他们的住地，取回他们带回的文件，结算他们出发后的开支，报销路费，付给生活用费，和他们谈谈离沪后的情况，以及处理他们下一次出发前的具体问题。
这里还要说明，我们派向各苏区去的交通，并不进入苏区中心。在苏区边境，即在赤白交界的靠国民党统治区一边，设有我们的秘密交通站。中央交通送去和带回的文件、物资、金条及进出的干部人员都在交通站交接。各根据地都设有交通机关领导这一工作，因此来往的交通必须是相互熟悉的人，以避免可能发生错误或者暴露。
当时除长江线外，还有南方线：经汕头、潮州、大埔，通过赤白交界地区进入瑞金中央苏区；由上海直去广州，与广东省委联系。北方线：经郑州、驻马店转入鄂豫皖苏区；由上海与河南、陕西省委联系；另由上海直去北平与河北省委联系；河北省委与河南、山西和察哈尔省委又有一定的交通联系；从上海到满洲一线，与满洲省委联系。各条线都有专门的同志负责管理。我负责管理的只是长江线，其他各线的具体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除管理长江线外，我还在市内接待从外地包括从莫斯科来沪的同志。两年多接待来往的同志很多，一种是从外地来上海联系工作或开会的；另一种系调中央分配工作或经中央派往外地或国外（苏联）的，再就是从莫斯科回国来沪的同志。从外地来沪的同志，一般都是由交通带来，住在旅馆里，然后将旅馆名称、房号、使用姓名和约定接头的暗语交给我，我便到旅馆和来人接上头。我向茶房说明是我的亲戚或者朋友，请他们照顾。如果不宜在原旅馆住下，就要另调一旅馆住，并交给他们必要的生活费用。
有一次，一个同志住在南京路和福州路之间的浙江路上一个小旅馆里，把我送给他看的文件粗心大意地放在被子里，被收拾房间的茶房发现了。可是这位茶房没有声张，而是在我去旅馆时告诉了我，并说茶房中也有国民党员，如果被他们发现，就危险了。这也可以看出，即使在困难的情况下，一些基本群众仍是同情中国共产党的。
当时，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的联系办法，是同在康脑脱路（今康定路）上的一个摆出租小人书书摊的姓朱的同志联系。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到这个书摊看小人书，就把所住旅馆、所用姓名、接头暗号等写在纸上，随手夹在小人书里，看书摊的朱同志就把它收起来。我每天晚上去他的住处一次，将来人的地址取回，次日即去旅馆接头，解决他们的生活和旅馆费用的问题。随后再将地址和接头办法转交给中央组织部。1931年到1932年期间，有不少同志从苏联回来，印象较深的是张闻天。
大概是1931年初，当时天气还很冷，我到旅馆和张闻天接上了头。接头后，他将真实的姓名告诉了我（当时住旅馆只能用假名，但接头之后，每个同志都必须将真实姓名告知，以便转告中央）。我一听“张闻天”这三个字，觉得很熟悉，因为我还在师范读书时就读过他的小说《旅途》。当时，张闻天把羽纱长衫套在长袍外面，脚穿胶鞋，在那样的冷天里，很不合时令，容易引起特务注意。我和他接上头后，就给他钱买衣服鞋袜，并把关系转给中央。
那时，我还要管上海市内的交通联系，经常乘电车。中央补贴市内交通费用每月大洋12元，买票差不多要用光。买季票便宜些，3个月才12元，但英法租界季票不能通用。我买了一张季票，使用的假名字是成都《工商日报》驻沪记者“李敏祺”，记者证书是党组织从该报社弄来的。
在市内来往联系，经常携带党的明写文件，而租界的巡捕、包打听又经常在马路上堵住行人抄靶子（搜身）。我很注意这些情况。当看到在马路上搜查时，就及时转入附近的弄堂，或者转进商店看看，买点小东西如火柴、五香瓜子之类。有一次遇到中途停车检查，我的手里正拿着用报纸包起来的一包文件，当检查的巡捕走到我面前时，我沉着地毫不迟疑地把文件包交给他，大概他觉得这只是一个轻轻的纸包，没有打开，马上又交还给我。所以，不管到哪里去，精神上都要很注意、很警惕。
我在省委和中央担任交通时，是一个人租房住的，扮作一个生意人是容易应付房东的。现住在上海不外跑，单身住就不好应付了，容易出问题，我就搬到另一个机关里与别的同志同住。这是一座楼房，在白克路（今凤阳路）上，楼上楼下都是我们的同志，没有别的房客。中央的一些同志有时就在这里开会。我在那座房子里遇到过周恩来。我当时住在亭子间里，一次我把一份文件放在桌子上，没收拾起来，被周恩来看见了。他批评和教育我应该注意保密，不能把文件乱放。后来，组织上决定赵仲敏和我扮作假夫妻，另外找了房子。赵仲敏原名赵莲花，河南罗山人，曾在郑州医学院读过书。当时她才19岁，不仅作为“家属”住机关，还负责几个单位之间的秘密交通联系工作。我们相互配合得很好，也建立了感情，结了婚。我们先住在戈登路康脑脱路（今江宁路康定路）口，在那里住了11个月。以后又住过哈同路（今铜仁路）慈厚里和其他地方，前后近两年时间。
在负责管理长江线交通期间，中央交通局和我联系的，先有方英，他以后调鄂豫皖苏区工作，据说在肃“改组派”时被杀害了。之后是刘卓夫，1937年在延安我又和他见了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