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遭磨难　博古成挚友

1938年10月，宣传团奉命解散，党员和骨干分赴全国各抗日战场。父亲奉中共长江局令，调往四川重庆，重回已迁到此地的复旦大学，仍以学生的身份为掩护，任中共地下党复旦大学支部书记。同时他还担任中共北碚中心县委常委，分管青年与宣传工作，而中心县委所辖区域的青年运动的中心即在复旦大学。

父亲奉命到江津恢复建立当地的地下党组织之后，于1939年9月奉命前往延安，到中共中央“青委”工作。当时九姑方令孺正在重庆复旦大学教书，听到父亲要去延安的消息后，特来送行。她对父亲说：“你到北方去，不能再用这个名字了，你有母亲、有亲属在白区，会牵连他们的。改名换姓吧，我给你取个名字，你母亲姓杨，你改姓杨，取名永直，如同青松翠柏永远挺直而立，不屈不挠。”父亲听了非常赞同。从此，父亲就用“杨永直”这个名字，直到去世。到延安后，父亲与许立群（杨耳，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李锐（新中国成立后任水利部副部长等）、陈适吾（陈企霞之弟，新中国成立后任新华总社副社长）、童大林（经济学家，改革开放后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等共事。中央青委的宣传工作由胡乔木主持。他告诉父亲，中央青委办了一所青年干部学校，开设了一个高级学员班，想请父亲去讲授新闻学。父亲虽说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过近3年的书，但主要精力是在做党的地下工作。他恳切地对胡乔木说：“恐怕不行，我只是略微学过一些而已。”“你行，你行，不必谦辞了，你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科班出身，这在边区还很难找。我们要培养新闻工作的人才，各个边区都需要，教他们学会写新闻、写通讯、写政论。这个任务是党组织交给你的。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准备，随后开课。”胡乔木几乎是不容讨论地向父亲下达了工作指令。过后的一天，冯文彬（时任中央青委主任）找到父亲，正式告知了中央青委的决定。他笑着对父亲说：“我也会来听课。”父亲只好硬着头皮“备课待考”。数日后，父亲在中央青委主办的青年干部高级学员班上开了新闻学课。

1941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在清凉山创刊。出席创刊会议暨第一次编辑部会议的有博古（秦邦宪）、杨松、张映吾、杨永直、曹若明、王揖、丁玲、方紫等8位同志。父亲在《解放日报》工作期间，先后担任采访部、通讯部、国际部副主任、主任。与余光生、陆定一、吴冷西、高扬文、郁文、李锐、穆青、莫艾、黄钢等同事。国际部每天深夜煤油灯灯火通明，五六个编辑挤在一个小窑洞里，由新华社收录的各国通讯社的电讯稿在每人的桌上堆积有一尺高。父亲与战友们就在这浩瀚的电讯中遴选、编撰新华社的新闻，撰述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评论。他们可以在一夜之间从近10万字的各类电讯稿中，写出近万字可用的稿件。窑洞墙壁上悬挂着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上面插着红白两种小旗和各种箭头，标示着每日敌我各方的战局变化。延安《解放日报》社暨新华社社长博古与陆定一（《解放日报》第三任总编）每日黎明到国际部咨询战局和信息。父亲与其他同志如同讲述下棋的双方态势一样，几乎毫无差池地向他们汇报。

1943年初，康生之流在延安大搞所谓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又称“抢救运动”）。父亲因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及长期在“白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而被“左”倾路线的执行者“隔离审查”数月之久。其间同时受“抢救运动”牵连的还有博古。博古颇有学者风度，俄文极好，翻译过许多俄文著作。他的妻子张越霞是一位女工出身的老共产党员。博古对我父亲十分器重，他曾诙谐地对父亲说：“你是‘桐城派’的后代，是名门出能人啊。”他在延安《解放日报》社长任上，经常与父亲讨论历史文化与学术传承。他颇知“桐城派”与清季理学的渊源。在延安“抢救运动”期间，博古因历史上的错误又再度挨批，使他心情郁闷。父亲自从被“抢救”而又“活”过来后，就用自己的切身体验和感受与博古谈心，由此他俩相处很好。当时我二姐杨咏橘在延安出生后，因母亲李慕琳没有奶水而处于窘境，博古便将他因身体不好而被分配到的一份牛奶和少许羊奶给了我二姐喝，解了燃眉之急。后来，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及时纠正了“抢救运动”中严重的“左”倾错误。李克农亲自向父亲做诚恳的解释，并明确地告诉父亲，组织上对他是充分信任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整个延安沸腾起来，延河两岸从早到晚人群穿梭，火把通明。博古、陆定一喜笑颜开，走进编辑部召开紧急会议，并宣布道：“今天枪杆子暂时地歇下来，笔杆子要有更犀利的笔锋，我们将要进入和平民主的新阶段，议会、选举、合法斗争要求我们有新的学习和认识。办报是极其重要的斗争手段，你们要有新的精神准备。”当时有传闻，说博古要去上海当市长，父亲和战友们很有可能随他到上海接管几家大报社。然而，和平民主新阶段终于未能实现，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帮助下，挑起了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