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亚农：史笔千秋在，翰墨一代香
陈同生
晨起走过护士办公室，护士同志用悲伤和沉重的语气告诉我：
“李亚农同志逝世了！”
顺手接过她递给我的《解放日报》，这不幸的噩耗，载在第一版上。
近四五年已记不清有多少次得到亚农病危的消息，我也常分担同志和朋友应当分担的一部分惊恐。但当我去看他时，却已化险为夷，他仍是有说有笑的。我心底佩服他对疾病的顽强抵抗力；也为他从病魔手上又一次夺回生命感到欢欣。这次听到他逝世的噩耗，我真欲哭无泪，真想飞上高空，大呼几声亚农！亚农！魂兮归来！
对于亚农近几年的心情，我绝不敢谬托知己，说有什么了解，我常常在怀疑自己视听。虽说我认识亚农近三十年了，但我常感到，让一个健康的人了解一个久病的人，好像让一个天真烂漫的青少年去了解一个饱经忧患的老年人心情一样，是很难设想的。
得到逝世消息，从早到晚，我想了一天，直到医学院送来亚农的“病情报告”，我才发现亚农的病情，比我早点所知道的更为严重。
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亚农在这相当长岁月中，一面要与多种难治之症作斗争，一面还坚持他的研究与著作，是怎样的难能而可贵了。
我对亚农的健康不良是早知道的，但经过了多次“病危”之后，虽说一到他家里便看到氧气筒，看到一些急救药品，我也看惯了，也产生一些麻痹。我对他生命力的强盛，产生了一种过高的估计。特别在去年亚农的体重有些增加，我去看他，他自己也当一件大喜事告诉我的。他说：
“看来，我这人并不是走向消亡，而是在生长。”接着他谈到些医学上的问题，治疗上的问题，我这不但医学外行、科学水平也低下的人很难置喙，我看即使是医学专家，恐怕解答亦非易事。他虽很高兴，但我从他的谈话、行动等各方面观察，他的乐观态度，与其说是自慰，不如说是慰人，接下去他对我说：
“老兄的病也是难治之症，但你的体力至少比我好，你最大的毛病，不是别的，便是没有长期治疗的打算，好一点便工作，不久又会垮下来，这正是我们嘲笑过国民党的‘补巴技术’。我们做工作、治病，一切都要有计划，‘补巴技术’打不倒敌人，做不好工作，也治不好病。”
他的话真是语重心长。在他谈话时，我从脸色、表情和一些小动作上，看得出他容易兴奋，也容易疲劳。我告辞，他又要挽留，但我毕竟走了。回来，我总觉得亚农过去是一年不如一年。这不祥的预感，常纠缠着我，也可说它常在啃着我的心灵。
今年春节，医师允许我暂时出院，我与逸城带着小海风一同去看亚农，正遇着亚农一个人在沙发上。我们进去，他似乎很费些眼力才看清楚，海风即抱着他的双膝叫“伯伯”，亚农并叫元直同志拿茶、拿糖给海风吃，孩子走近亚农的书斋，看墙上挂的古画，小桌上的一些小古董，这样看看，那样摸摸，大笑大闹，真是开心极了。我们知道，亚农搜集这些文物，不知花了多少心血，很担心孩子不小心，会损坏了它们，只许孩子看，不许他动手去拿。亚农却不然，他毫不在乎地似乎对这顽皮的孩子十分信任，一件件放在孩子面前。亚农精神越来越好，我又从他的动作上看出，他是有点勉力支撑，他似乎在说：
“我的病，不像医生说的那样厉害，你看，我不是很好吗？”虽说，他脸上无倦怠，还要留我们在他家吃四川饭，我内心深处的不祥预感又出现了，只好向他告辞。临行之前，我又对他说了：要少看，少写，少说，千万别激动，静养要紧等这类的话。
元直同志送我下楼，告诉我亚农近来性情非常容易激动，亚农的哥哥初梨同志过上海时也劝过他，还是好一阵，不好一阵的。听了她的话，我内心的不祥预感更加深了。
以后王仲良、王一平、陈其五同志，历史研究所沈以行、奚原同志等来看我，常谈到亚农病况。我读到他发表在《学术月刊》上的《欣然斋史论集》序言《承先启后》，我将他历年赠我的书再一看，并从他口头知道他自己的研究与著作的一些打算。他是乐观的人，对他的书斋题上“欣然”两字，也可见他一些心情，但是我真担心，他很难完成历史和他自己给他规定的任务。我绝不将亚农比成为才如江海的诗人，可是他的命已如游丝了。
今夏最热的日子，又得到亚农病势转危的消息，我向医院请一次假去看望他，他已暂时移住到“衡山宾馆”。他坐在一张软椅内，形容枯槁，好似一个入定的老僧一样，头垂着，眼半闭对着写字桌，我以为他睡着了。轻轻坐上他侧边沙发上，才看出他眼睛露出些微光，直落在桌上一本仿宋版《资治通鉴》上。
同时，他也看到我了，要站起来，我扶着他说：“老兄别动了。”他说话很吃力，但还是想多谈，我劝阻了他，向他劝说：
“你的健康情况，最近更不好了。你自己是很明白的，再不要看书、写东西，更要少想一些，将来好了再做是来得及的。”
他慢慢地，也是很吃力地答复我：
“不看，不写，日长似岁，我们不能等死，老兄，我真担心自己来不及做完自己想做的事。看来要做什么，得赶紧些做。”
亚农同志从未说过这种令人沮丧的话，这更加深了我的不祥预感，不料我们这次谈话却成了永别。
前三天其五同志来看我，告诉我亚农病情更趋恶化，神智有时很不清楚，其五同志去探望他，在病室中坐了40多分钟，亚农在昏痛中清醒过来时，对他断断续续说过三句话：
“我很感激党的关怀，同志们的照顾。”
“希望再活三年……完成我目前预定的研究和写作。”
最后，用了极大气力说出最后一句话：
“彼此，彼此，……”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都是多病的人，要互相珍重。
亚农同志虽多病，关心同志总是超过关心自己的，这里我想起一些旧事。
1934年，我早已变成了职业革命者了。除了做革命工作，完全是无业的人。许多有名作家，在国民党“文化围剿”三年之后，都弄得饱一顿，饿几顿，何况我这革命大兵出身奉命冒充的文化人，更感到生活的压力之大了。当时我们早已过惯了流浪人的生活，一切都不大在乎。最困难的还是牺牲的同志们的孩子，我们总不能眼望着革命后一代流浪到街头，要设法使他们有住、有吃、有点抗御风寒的衣服，我们几个同志正为两个十二三岁的革命后代的生存，感到无比的忧虑。
一天黄昏时我回到家里，房东告诉我：
“有客人访问您，留下名片。”
我看名片上印的是：
背面写着“来访未遇，晚间请留步”。
回到房间里，还不到几分钟，有人敲门，来访者却是亚农同志。
现在我还记不起，最初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见到亚农同志的。可是我们一见面，便像老朋友一样，无所顾忌地谈了许多问题，这次见面，他首先便问我：
“有两个革命同志的孩子，你们感到照顾很困难，交我负责好吗？”
这自然是喜出望外的好事，但我想到亚农收入并不很好，他看出我的迟疑，接着说：
“不用客气，我总算是有职业的，虽没有什么富有的朋友，但相识中尚有几位可通缓急的人，这个担子，让我挑着，还是适当的。”
我同意了亚农同志的意见，与有关同志商量，将两个革命后代交与亚农带到北平。他当时在孔德学院教历史，收入不多，其他便靠出卖几篇学术论文了。但他却要负担两个孩子的生活、教育等一切费用。这件事，亚农未向人提过，亚农与我们很多同志一样有一共同的特点，对自己帮助过别人，当成革命者应尽的义务，是不愿挂在嘴上的。
亚农与我从上海分别后，到1943年才得到他的信，他已到新四军军部，担任瓦解敌伪军的工作。我在苏中，常有人往来上海，他来信要买些书籍，其中大部分是日本书和一些中国历史书。那年冬天我到军部，亚农住在军政治部所在地大王庄，他住的一间茅草房，四面墙用土砖砌成，南北开了两个窗后，墙壁用旧报纸裱糊，书桌上笔墨纸砚俱全，还有一个大花瓶，插了一些山花，桌子上或围壁的木制书架上，有不少纸装书和日文书。他在戎马倥偬之余，总是挤出时间来刻苦地读书和治学。
我看他正在写给日本人反战同盟（后来改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盟员看的有关国际形势教育材料，当时华东被我军在战争中解放过来的日本人、朝鲜人已不少。我们办了工农学校，加以教育，解放区精通日文的人甚少，亚农同志这位敌军工作部部长，便要担负更多的责任，他常冒着严寒或酷热，经过夜行军渡过封锁线，由这一块根据地到那一块根据地去进行工作。我发现他走路吃力，以为他未过惯军队生活，后来见他骑马也常感到不适。一次到淮北，我们同行曾见过他，他说：
“大致是这身体缺乏锻炼吧！”
还是在上海时，同志们曾告诉我，亚农1927年在日本参加党，1929年日本法西斯军阀对共产党进行大逮捕，他经过三年多监狱生活，出狱之后他的健康从各方面看都很不好。
上海解放后，第二年我调到华东局做统战工作，亚农担任科学院上海办事处主任。这样多年来，由于工作上需要，我们才接近比较多一些。他是一个肝胆相照的人，对同志对朋友都是赤诚相见。一个受过亚农批评的老专家，曾对我说：
“李主任听我们提的意见、批评，从未发过脾气，而且真是面无难色；他的心早交与我们了，我们的心也愿交与他。因此，我对他的批评，并无抗拒的感情，即使被他骂一顿，我也是舒服的，何况他未骂过人，因为他对人是无恶意的。我们相处虽短，这一点是互相信任得过的。”
亚农在学术上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他的已完成的和未完成的遗著，将成为一笔有价值的遗产，这留给专家们去评价，但他的工作的精神，他的治学的热情，则是他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表现。
疾病可以夺去革命战士的生命，但夺不去革命战士的业绩！
永别了，亚农同志！安息吧！亚农同志！
1962年9月3日深夜于华东医院
（原载《解放日报》1962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