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钦谈雷经天
采访对象：陈其钦
采访地点：上海社会科学院总部图书馆
采访时间：2018年7月31日上午
采访者：荆有为
提问：陈老师，您早年曾经是雷经天院长的秘书，可以和我们谈谈您对社科院建院之初的雷院长的印象吗？
陈其钦：1958年建立社科院，雷经天来当院长，开始筹备的时候是筹备的负责人，筹备的方案都是他组织起来写的，他拼命干，实际上已经受到很大的摧残了，不仅心灵上、政治上背着一些包袱，而且身体上这么劳累也是不得了的，他拼命干，拼命干以后找人谈话，召开座谈会各种各样的。所以到1959年初他已经撑不住了，他跟别的领导还不同，别的领导，你写了报告，起草了总结、规划，写了什么文件拿去改一改，可能提个意见，你自己再修改修改。我拿去给他亲自改，勾出来在边上。我建议他，我说雷院长好去看病了。他说，没有事，陈秘书，你去干你的事情。4号楼是一个院办，组织部什么在上面，他的办公室前面都是办公室工作人员，后面朝北的他的办公室。那么到后来吃不消了，黄疸什么都出来了，肝气痛得很，送华东医院，到华东医院没有住几天查一查，就把他送到山东千佛山疗养去，华东医院没有查出来他肝癌，结果到千佛山我们院里还派了一个医护室的护士陪着他，因为他身体已经很不行了，到千佛山第二天一查查出肝癌，马上送回来，送回来再住华东医院，当时家属，我们院，包括雷经天本人也没有埋怨医院，也可能有个过程，这个时候正在市里开党员干部会，反右倾各种事已经开始了。
疾病对于他来讲是摧残，是致命的，但是政治上的打击也很重，病得很严重了，还要叫他离开华东医院，到会场贴他大字报，说他老右倾、老运动员、老反特务。但是中央1945年的结论，中央做的结论在档案里都有的，他的档案不可能到基层，但是这些信息怎么出来的，说他老运动、老反特务，他明明是老革命、老红军、老领导，“三老”。这个话传到他那里去不是对他的最后抢救造成严重的打击吗？要他离开医院到会场去看大字报接受批判，这个是极不公平的。抢救过程我在现场，他最后几乎一直拉血，人骨瘦如柴了，休克过去就没有回来了。我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我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我在党委办公室那个地方搭了一个普通的床，白天我就在医院里，党委书记李培南指示我要这样，要那样，组织抢救，跟市里怎么联系，跟广东怎么联系，跟医生怎么联系，等等。都是我在那儿处理，他表现得很坚强。他那个痛得汗珠子像黄豆大一样。我们院里也有一个医护室护士在陪着，住到医院做一些护理工作，护士说，雷院长，你是不是痛，哭出来。他说我战争年代枪伤那么厉害我也没有怕痛苦，这个疾病我不怕。
后来快要到最后不行了，三四天之前他还关心着社科院第一批毕业生，他提出来希望给毕业生写一封信，当时他讲的话我把它记下来，最后是办公室再去把它形成文的。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上看到雷院长的信非常感动，觉得你雷院长快要不行了，那么严重的病还关心着我们，所以毕业生派了两个代表到病床前念他们给雷院长的信，这一封信后来还保留下来了。
提问：雷院长写给毕业生的这个信是他口述您记下来？
陈其钦：弄了以后拿到办公室去最后成文的。
提问：他那个信里面有讲到什么东西您还记得吗？
陈其钦：那个内容就是要他们听党的话，服从分配，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全身心地为党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主要内容就是这些。到最后死之前，他还对医务人员说，我看是不行了，贵重的药品还是留给更需要的同志，不要再用到我身上了，他想到别人。我记得在休克过去前三天我忙忙碌碌，没有办法，党委上下左右联系方方面面事情都要处理，有一天快到吃饭了我再到病房去有什么事情跟他讲，他已经昏昏迷迷，他问我，陈秘书，饭吃过没有。他老婆就讲已经1点多了，你吃了没有？华东医院食堂1点多已经没有饭了。结果他要他的老婆拿钱给我到外面去吃饭，在那样生命垂危的情况下他还关心我，我马上就讲我有钱，我转过身去，马上眼泪都掉下来，就是说他想到别人，想到事业，想到党，唯一没有想到自己。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对于中南的处理，他留下来“毛主席知道吗”这个话，但事实上他在中南期间最后搞了一个两年的思想小结，小结里面他专门讲到自己为什么能这样忠诚对党。他说：我以一个没有党籍的战士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任何艰苦的生活不能折磨我始终为党工作的意志。1935年到陕北以后组织才批准我重新入党，到1945年经过留在延安的红七军干部会议对我问题重新做了结论，使我1925年5月的党籍全部恢复，我自始到今从来没有离开过党的领导，没有离开过党的工作，过去我没有犯错误，党给了我处分，我经得起严重的改造，现在我是犯了严重错误，我接受了党的处分，我有更大的决心来改正错误。党决定我调离法院工作，我要求迅速分配我的工作，我不愿意闲着住在招待所里。所以后来分配我到港务局工作，我对工作安心，没有讲过价钱，没有任何埋怨情绪，也没有任何个人计较，决心克服个人主义错误，无论做什么工作只要对党有利，都是为党工作。
他当时仍然能够这样子，而且比照他过去长征之前所受到的挫折、打击，以及到了陕北以后的处境，他说：我从来没有埋怨过党，从来没有离开过党，从来没有不为党工作过。所以他的人格是非常高尚的，品格也是非常高尚的。
他有这么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强的意志跟毅力，特别是逆境前行，他走的这些路几乎是逆境多，逆境前行这些精神很值得我们不断地学习与发扬。他就是这样一个高尚的人，是一个真正的老革命家、老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