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的革命
杨永直
规章制度者，“礼”也。朋友见面要握手为“礼”，认识的人在路旁相遇要点头为“礼”。清朝以前的时代，小民见着青天大老爷要叩头为“礼”。国民党统治时代，老百姓打官司要送钱为“礼”。……大批的“礼”，都是上层建筑。各式各样的“礼”都是为当时的统治者服务的，都是为当时的经济基础服务的。
孔子教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在孔子看来，什么叫“礼”？他的“礼”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做臣子的不能反对做皇帝的，做儿子的不能反对做父亲的，这是天纲人伦，谁违背这一条就是“非礼”。
刘邦称帝以后，看见群臣饮酒争功，喝醉了，就狂喊狂叫，刘邦认为在他面前如此放肆无礼，实在君不像君，臣不像臣，朝廷“秩序”无法维持，十分忧虑。于是出来一个善于讨好的高级知识分子，名叫叔孙通的，为皇帝制造了大批的“礼”，有了这批“礼”，果然奇妙，群臣朝贺刘邦，按照一定的秩序进退，按照一定的门路出入，依照礼法，群臣不敢平起平坐，按照尊卑次序给刘邦磕头请安。偌大一个朝廷，那么多的一群奴隶，济济一堂，没有一个敢乱喊乱叫的。刘邦看到“礼”的作用如此之大，大为高兴，说道：“我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快乐。”
宋代的高级知识分子、历史学家司马光，对为剥削阶级服务的“礼”也大称赞，他说：“……礼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序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
剥削时代的读书人往往提倡以“礼”治天下，他们的用意无非是要制造大批规章制度，大批繁文缛节，用来管老百姓，用来巩固剥削者的统治地位而已。他们的“礼”到头来无不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束缚。
他们用“礼”，用规章制度来调节他们的社会生活，来调节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调节剥削者的上层建筑与他们的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
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今天，在我们国家里发生了社会主义的革命，一切旧时代的规章制度也在革命之列，把它们革掉了。一切旧时代认为的“礼”，我们认为非礼了。
那么是不是我们就任何“礼”也不需要了呢？我们见着同志要握手，见着朋友要点头，见着群众要亲亲热热的打招呼，这些“礼”仍然是需要的。在学校里上课要尊敬老师，在工厂里生产要遵守劳动纪律，上公共汽车，人多了要排队，按次序，坐电车遇见老弱妇女要让位，在马路上不能随便吐痰，必要的生产报表要制订，必要的操作规程要遵守，必要的工艺规程要施行，诸如此类的规章制度，诸如此类的“礼”要不要呢？不要不行，不要就要变成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社会了。
这类“礼”，这类规章制度是合理的，合理的就非要不可，所谓合理，就是它能调节人们之间的关系达到平等友爱的境地，达到发扬集体主义精神的目的。所谓合理，就是能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譬如劳动纪律是遵守它有利于生产呢？还是不遵守它有利于生产？问题自然是容易回答的。
在我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之后，我们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基本是相适应的，我们的规章制度基本上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可是在我们工厂、学校、机关里也有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因为不合理，这类规章制度变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变成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扬的绳索：工厂里搞技术革新，往往要经过十道审核的手续。试问，一条革新的建议，要过十关，一千条革新建议岂不要过一万大关。三国时代有个关云长，他也只有过“五关”的本领。一个革新技术的建议为什么要过这么多道关口呢？关卡林立，层层磨折的结果，不说技术“革新”要变成“革旧”，甚至革得无影无踪。试问，这类规章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还是不利？一个中型以上工厂的报表往往在千种以上，为报表专职脱产服务的人员往往多达四五十名，繁杂的报表有几个人看呢？我问过一位厂长，她说只看五六种。公司里，局里是不是看呢？那只有天晓得了。千种报表是制出来不给人看的，试问这类规章是有利于生产呢还是不利？一个工厂如此，全国成千上万的工厂，有多少无人看的报表？恐怕这是天文学上的数字吧！
不合理的事情为什么今天还会发生呢？究其原因，一是在建国之初拟定的一些规章，经过八九年的时间，情况变化了，旧的没有及时修改，因而过了时，不适用于新的情况。二是没有经验。没有经验，当然要学人家，搬人家的规章作为自己的规章，搬来搬去，不作思考，不作分析，只顾用力的搬呀，结果，变成了教条害人。三是不相信群众。大概孔子、刘邦之类，在人们身上还留有影响，把干部和群众的关系，看成老爷和小民的关系，因此搞出一套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不合理的“礼”，这类“礼”不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基础服务的，是要人民群众或基础去为“礼”服务的。是用来管人的。是非颠倒，本末倒置，自然，它就不起促进派的作用，而起消极的，甚至是促退派的作用了。
整风就是要革上层建筑中那一小部分与基础不相适应的命，把上层建筑中不合理的一部分的命革掉，使它合理起来。
整风就是要调整生产关系中另一部分关系相互之间的关系，要把相互关系中的某些不平等、不适应的关系，革得平等适应起来。规章制度是上层建筑，同时它又是领导与群众之间关系的一种表现。要整好风，就不能不对某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不合理的“礼”进行一次群众性的大革命！
（原载《解放日报》1958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