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由于从事宣传工作，从20世纪30—50年代，沈志远与出版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在1930—1931年间，他在苏联就参加了《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的编译工作，1932年在上海社联时期，参加了《研究》杂志的编辑工作，在1934年前后，又任《时事类编》的特约编辑。1939年后，沈志远曾任生活书店总编辑，先后担任了《理论与现实》和《大学月刊》的主编。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过《新建设》和《经济研究》的编委，一度负责过上海《展望》杂志社的工作。1956年，沈志远作为召集人，为上海《学术月刊》的创办，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担任出版总署编译局局长时，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为当时的中外（特别是中苏）文化交流，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理论与现实》是30年代末生活书店出版的七大杂志之一，1939年4月15日在重庆创刊。该刊的宗旨是“坚决地主张‘理论现实化’和‘学术中国化’”。为了达到这一创刊宗旨，沈志远约请了千家驹、艾思奇、李达、侯外庐、马哲民、曹靖华、潘梓年、钱俊瑞等担任编委，1940年5月又增加了胡绳、胡风。该刊的发行人是徐伯昕。当时《读书月报》的广告称《理论与现实》为“国内唯一的高级学术杂志”，并非夸张的语言，而是实际情况。
《理论与现实》出版到二卷三期，由于皖南事变而停刊。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5月在上海复刊，仍由沈志远主编，改为双月刊。因经费不足，于1947年8月出版了最后一期（三卷四期）后停刊，其中最后两期是在香港出版的。停刊后，到1948年秋为止，还出版了3辑不定期的《理论与现实丛刊》。
沈志远主编的另一个刊物是《大学月刊》，该刊于1942年创刊于成都，从1944年三卷九、十期合刊“革新特大号”开始，由沈志远接任主编。新的编委会其他成员是：邓初民、李相符、马哲民、陈中凡、陈家芷、薛愚、杨伯凯、黄宪章。沈志远担任主编一直到1945年9月（四卷第五、六期合刊）。
从30年代初到60年代初，30年中，沈志远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论文、评论及其他作品，本文附录是目前搜集到的100多篇文章，可分为4大类，第一类，论述或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第二类，论述或介绍国际经济政治问题的；第三类，论述国内经济、政治问题的；第四类，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党的方针政策的。
沈志远的这些文章的特点，首先在于，大多数文章紧密联系各时期中国和世界的经济、政治形势，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现实生活所提出的问题，并向广大读者做深入浅出的宣传。例如，30年代初，国统区的进步社会科学工作者与托派曾开展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
沈志远发表了《现阶段中国经济之基本性质》一文，反驳了托派分子严灵峰、任曙、刘镜园等人的谬论。
托派分子认为，“中国经济为世界经济之一环”，所以中国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沈志远反驳道，“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到何种程度，就是由现阶段中国社会内的生产关系……来决定的”。严灵峰认为，“帝国主义在中国是绝对地破坏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要推动中国整个社会向着资本主义过程发展和扩大”，沈志远指出，帝国主义“不但不深入中国内地去破坏封建关系，而且事实上各方面地在维持和巩固这些关系”，沈志远的结论是，“中国的经济是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半封建经济，它带有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底两重性，不过这两重性不是各自分立而是相互联系着、统一着的”。这些观点，和当时以王学文、潘东周为代表的新思潮派对托派的批判是完全一致的，对于广大群众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认清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蒋介石反动派的真实面目，明确革命的对象，无疑是起了积极作用。
30年代初，蒋介石把法西斯视为至宝，陈立夫公开叫嚷：“我们需要一个和墨索里尼同样的人物来领导一切”，蒋介石还极力推行“尊孔读经”的复古教育和以“礼义廉耻”为内容的“新生活运动”，妄图以此禁锢人民的革命思想。在这一背景下，沈志远发表了大量的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介绍苏联、抨击法西斯主义的文章，不能不说是需要一点勇气的。
沈志远论文的第二个特点，是立场明确，旗帜鲜明。例如《二次大战之经济的透视》，用大量的材料分析了战争爆发的经济背景，并且指出：“对人类历史的前进具有最重大之意义的是，这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底延长与扩大，结果必然是大大地削弱整个帝国主义的世界锁链，更进一步地摧毁帝国主义底世界秩序，甚至最后地结束它，而人类历史上终将出现一种崭新的世界秩序来”。
在《“五四”，和人民世纪》一文中写道，“‘五四’时期的爱国运动，根本缺乏领导的政治中心……今天中国人民的对日抗战和争取民主的运动，则不但有革命的政治中心做领导，而且还有数百万强大的人民武装队伍（正规军和民兵）打先锋”，“‘五四’时期革命群众未能明确地提出建立怎样一种国家制度和政权形式的问题，今天则全国人民已一致要求建立一种新型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和民主的人民联合政府的政权形式”。
在《迎接历史的伟大变革》一文中，他激烈地抨击了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以及对李公朴、闻一多等国统区爱国民主人士的血腥镇压，指出该年2月国民党政府下令渝、京、沪三地中共联络办事处人员全体撤退和封闭《新华日报》，意味着“国民党政府正式宣布内战到底，独裁到底，同时无异正式宣布要与一切民主势力为敌了……反动集团正以一个疯狂绝望的姿态，加速地向着自己掘好了的坟墓里钻。他们确实已快走到自己历史的和逻辑的终点了”。
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并非沈志远所有的文章都是完美无缺、无懈可击的，但毕竟这不是他文章的主流。
沈志远论文和文章的第三个特点，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独立研究的创造精神。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沈志远怀着极大的热忱，研究了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情况，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文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论述，在香港撰写了《论新民主主义经济诸问题》一文，《新经济学大纲》修订解放版的第十一篇《新民主主义经济》，就是以此文为雏型，经过修改、充实而成的。
有意思的是，沈志远在这篇文章中比较了东南欧新民主主义经济和即将实现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不同历史背景，指出二者有不同的特点，他认为，二者的相同之处，在于“同样是开辟了和平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前途，新民主主义道路……是被压迫劳动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的完全新的方式”，而“它们的差异点，基本上和主要的仍在于经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上，在于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参差上”。沈志远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可能经过两个发展阶段的。一个是替社会主义的过渡准备物质前提的阶段，一个是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阶段。因此，东欧和中国在建国之初的政策就会有所不同”。
沈志远文章的第四个特点是非常注意通俗性。沈志远一贯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及工作，在这方面，成绩是卓著的。著名新闻学家徐铸成在《回忆沈志远》一文（香港《文汇报》1980年7月24日）中，曾这样评价沈志远的著作，“从三十年代他的译著先后在生活书店等出版，成为当时知识界特别是青年人喜爱的精神食粮。他在这方面的贡献，大概不下于艾思奇吧。……志远的译著，在一代人中，至少是起过启蒙作用的。曾有不少青年，因看了他的书而开始走上光明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