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谈杨永直
采访对象：邓伟志
采访地点：邓伟志寓所
采访时间：2018年7月25日
采访者：包蕾萍 于涛
邓伟志：杨永直是安徽人，安徽桐城人，我也是安徽人。他不姓杨。他是桐城桐城派的后人，这是我们安徽的骄傲。他是大家族出身，他老一辈都在学术上文学上做出很大的贡献，到他这一辈他的兄弟哥哥崇尚进步，他在复旦当学生的时候就加入共产党，后来复旦搬到重庆他也跟着到重庆去了。这里面有一个故事可以讲，他到重庆去，他也是重庆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派他去到重庆郊区一个县发展党组织，因为他的叔父在这个县的师范教书，担任教务长还是校长之类的领导，他就想利用他叔父的关系建党，但去那儿建党碰到一个大人物——陈独秀。陈独秀一见他就叫他五少爷还是六少爷，还对他鞠躬。因为陈独秀当时是从监狱里面出来，共产党不理他，国民党也不要他，陈独秀和他们是同乡更近一点儿，就在杨永直的叔父那里住下，所以叫杨永直五少爷。杨永直当时跟我们聊天讲过一个事情，他说我去那里建党都不能跟党的创始人讲出来我的任务，他心里也有很多的感触。
提问：然后他后面的经历呢？
邓伟志：他是延安《解放日报》的创始人之一，等于第六、七把手吧，然后他就是担任过《山西日报》的负责人，但工作时间不长，然后就是《新华日报》的总编、《解放日报》的总编，他一直是从事新闻工作的。还担任《大公报》的书记，他一直在新闻界。他还有一个故事，我有点儿离题了。他生活很俭朴，他的夫人你们知道吧，芭蕾舞学校的创始人李校长，李校长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生活艰苦，没有奶喂孩子，这个孩子怎么办啊？这时候博古是高级干部，博古是《解放日报》的创办人，博古就把他自己的牛奶送给杨永直的孩子，救活了杨永直孩子这条命。杨永直的这个孩子就是前两年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特邀委员，《欧洲时报》的创办人。咱们《参考消息》头版头条常转载的《欧洲时报》消息，咱们办什么事情《参考消息》都有反映，讲法国《欧洲时报》怎么怎么评价我们。他女儿为什么办报纸呢？她是学法语的，到了法国之后，她跟着法国人当翻译。法国人看她有才，就说你到法国还能做什么呢？她说我父亲搞新闻，我也搞新闻吧，正好这时有家《欧洲时报》办不下去了，她就把《欧洲时报》接了过来，从此这家报纸发生质的变化，因为有她办了这个报纸。杨永直对我们学习室格外破格的关怀，可以说三天两头到学习室去，我们学习室的室主任是副院长，他俩在延安就是好朋友，他称庞院长“小庞”。杨院长到其他所去的少，当时管哲学、管经济的都是“大亨”，所以他就管我们这个室，我们“室”是和“所”平行的。他和庞季云经常开玩笑，说庞季云“你是室主任，我是班主任”。他们两个主任对我的影响可以说是影响了一辈子，包括我现在一些风格都受他们影响。这什么道理呢？因为我们刚毕业什么也不懂，他叫我们安心，培养我们当评论员。庞季云说砖头块的书让他们去编，砖头块的书并不是一针见血的，你们要写一针见血的文章，砖头块的文章有的是无病呻吟，受体系的制约，社会上暂时不需要，或者不迫切需要。他们要求我们的一定要做到一针见血，千万不要无病呻吟。杨永直赞成庞季云的这番话。杨永直讲过一个例子，当时我们那个年代，美国的评论家叫里普曼，我们翻译成李普曼。他说你们不要小看评论家，说美国总统过年拜年首先拜的是里普曼。说希望你们不要追求当官，党和人民希望你们做观察者，旁观者清，不要介入，把这个社会当成你的研究对象，各个阶层人都当成研究对象，这点对我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还有就是勤奋，他说音乐家要曲不离口，希望你们笔不离手，所以60年来我三天不写手发痒，在实在不能发表文章的时候，我记日记，我一个月记的日记有几万字，因为不能发表，写下心得抒发感想，在能发表的时候就写文章。我最近发现右手食指有点儿痛，不知道是不是写字写得太多了，就受他笔不离手的影响，受他所谓观察员的影响。有次杨永直讲话时，李培南插话说：“叫你们去当参谋，不要去当司令。你们知道吗？在政委、司令两人有不同意见时，参谋一句话就定了。”
提问：1941年5月杨院长作为七个成员之一，他在延安参与创建《解放日报》，当时情况您刚刚说他可能是六把手、七把手，到1945年6月份可能就已经胜任国际版的主任还是副主任，这中间情况您了解吗？
邓伟志：我不是很了解，是这样子的，我那个学习室，全称是“毛主席著作学习室”，完整的说法是为迎接毛选四卷出版而设的这个学习室，待毛选四卷出来后，上海将有六七个大理论家要写大文章，让我们先给他们找资料，所以《解放日报》合订本，我一张不少地翻过，当时在毛选第四卷还没有出来时，我们就已经开始学习毛主席在解放战争时的文章了。我们自己编毛选四卷。这都靠李、杨、庞三位告诉我们《解放日报》上哪些没署毛主席名字的文章是毛主席写的。顺便说一下，毛选四卷正式出时，为73篇，抽掉了一篇。到6月份，聂荣臻到上海来谈搞“两弹”的时候，他带来毛选四卷的目录74篇，我们就根据74篇再去找毛主席著作，因为全文不让看，还要修改呢，所以我们就翻《解放日报》，我看过一个材料，《解放日报》成立时，博古他们几个，前面还有几个，杨是最后一个，这是有文件的。他是国际部的正主任、副主任，他应当是《解放日报》前期六把手、七把手，因为那个名单就是6、7个人的名单。
提问：他当社科院院长的时候，应该一直是兼任吧？同时是宣传部长吧？
邓伟志：他是这样，社科院1958年成立，院长是雷经天，雷经天到1959年就去世了，他去世之后，李培南兼任院长，书记兼任院长，兼了一阵子之后，就让杨永直来兼任院长，我的毕业证书上签名的正院长就是“杨永直”，我的毕业分配工作是1960年3月30日，由杨院长在宣传部亲自宣布的，就是海格大楼，就是华山路、乌鲁木齐路那个楼里面，当时成立两个室，一个学术情报室，一个学习室。学习室当时全称“毛主席著作学习室”，后来改为研究室，图章是“研究室”。雷经天、李培南、申玉洁、姚耐、庞季云五位都是中国第一家社科院的创办人、奠基人。咱们已经谈了这么长时间了，我再讲几点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雷经天与邓小平等发动“百色起义”失败后，被双开。中央特派员叫大家表决开除雷经天党籍、军籍时，邓小平是举手较迟、举得最低的一位。开除后，雷经天还跟着红七军撤往瑞金。路上司务长问邓小平：“他（雷）还跟着走怎么办？”邓回答：“他要跟着走，就跟着走好了。”司务长问：“他那份饭怎么办？”因为开除了，就没那份饭了。这时邓小平回答得最妙。他说：“把我的那份饭分一半给他。”妙在“一半”。如果讲给一份，那就等于否定特派员开除雷的决定。分一半，那是一个人行为，不违上规。就这样，雷到了瑞金，又参加了长征，到了延安。在延安当“庭长”，毛主席给他这位法庭长写那份有名的信时，雷还没恢复党籍，不是党员。还有申玉洁，他是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的入党介绍人，可是他调到上海，当了社科院副书记时，他不拉关系，不登马天水的门。是马天水忽然看到申在上海，主动来拜访申的。还有庞季云，他出身穷困，父亲给大财主当厨师。大财主见庞季云学习成绩好，而大财主自己的孩子学习无劲，便主动提出，管庞吃住，让庞与他不学习的儿子一起读书，带好大财主的儿子。这样庞才有继续读书的条件。庞写得一手好文章。我听到好几位老同志赞扬他的文章有思想。
提问：他很多作品都发表在报纸上，他自己著书的就是一些小册子，包括有一本《为谁谋幸福》的书。
邓伟志：是的，昨天我看了你们整理的有关于他的那个材料，上面写的《为人民谋幸福》，他这本《为谁谋幸福》，里面的内容很明确地反复强调结合实际，引用上海纺织厂工人怎么样说的这本书当时搜集的纺织厂的材料，是他叫我和一个冯德印，我俩帮他搜集的。写是他自己写的。他是很能写的。我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看到他的署名文章，题为《不要用党八股反对党八股》，拍案叫绝。这文章对当时、对今天都有意义。《为谁谋幸福》一书的重要观点文字都是他的，我们就给他送资料，他需要什么资料，我们就跑去给他找什么材料，这本书文字不长，但影响很大。当时国家处于困难时期，困难时期人心有点儿浮动，或者说意识上有点儿多元化吧！他这个时候强调我们要为人民谋幸福，意味深长。这本书是上海出版社出版的，60年了，我也一直保存着这本书。
提问：让你们调查纺织厂的时候，有没有交代你们什么事情？
邓伟志：他要写这本书跟我们说，然后就说要用人民先进的思想和模范的行为，我们宗旨是为人民的。他反复强调人民的地位，人民绝对是历史的推动者、决定者，从这个角度让我们帮他搜集一些先进的思想、先进的人物。
提问：您刚才说跟您一起做调研叫冯德印是吧？
邓伟志：对。他做的工作比我多。
提问：德是道德的德？
邓伟志：对，印是印刷厂的印，这个人还健在呢，80多岁了。退休前是市建委纪委书记。
提问：想当年你们都是学习室的人？
邓伟志：对，都是学习室的人。
提问：当时身为院长的杨永直在社科院到所的学习室来的比较多？
邓伟志：他跟副院长，也就是我们的室主任庞季云在延安就是好朋友。杨当院长时间不是很长，主持制定了《社科院工作五十五条》，促进社科研究规范化，极大地调动学者的积极性。杨院长很尊重老同志、老书记李培南。
提问：还有李亚农？
邓伟志：李亚农任历史所所长。
提问：李亚农当时也在是吧？
邓伟志：不，他走得很早，大概在1961年或1962年就病逝了，他是20年代初就入党的老党员。李亚农是这样的，他们开党委常委会就在我们这个楼，182号荣家花园开的。我见过几次李亚农，见过但是没有说过几次话，好像是我工作以后一年还是两年他就去世了。报纸上发过他逝世的消息。历史所还有位徐
，也是老革命，在老华东局时任理论处长，比张春桥地位还高一点。他喜欢同我们年轻人说笑，历史故事一个接一个地讲给我们听。
提问：杨永直跟社科院的学生和同事之间联系多吗？
邓伟志：他最主要和庞季云（交往比较多），我是社科院的研究实习员，地位最低，我们对庞院长都是非常尊重的，他开会却喊庞院长小庞，大概是这样称呼惯了。他比庞院长大两三岁，当时他们都40多岁。
提问：后面一个问题也是一样，在您眼中，您觉得杨永直是怎样一个人？
邓伟志：他和李培南不一样，李培南是管理论的，很冷静。他（杨永直）因为是宣传部长，他必须要到处发表意见，讲话比较多，所以后来“文革”吃的苦头大，受的委屈也比较厉害，连他10岁的儿子也被关起来。那时候他讲话都没有稿子的，只有一个提纲，不像现在都是念稿子，三句话也念稿子，他们讲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也都是只有一个提纲而已，但是听了津津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