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学术为生命的历史学家

早在50年代初，父亲身体就每况愈下，特别是心脏有问题，经历了多次抢救。而他又兼任多个单位的党政一把手，不堪重负。1955年前后，市委宣传部陈其五副部长代表市委找父亲谈话——他和父亲在新四军军部就相熟，是当时的宣传部副部长。谈话的大致内容是市委考虑到父亲的身体，征求父亲意见，是否愿意负责组建历史研究所，今后主要搞些学术研究。分院的工作，拟安排时任市委组织部的王一平部长接任。父亲听后欣然同意。因为即便在政务繁忙的日子，父亲依然放心不下手头的学术研究，这也是他一辈子真正的兴趣所在，最急的还是想写东西。

《欣然斋史论集》中的第一本书，^[22]父亲写完之后交北京，希望他们能出版。但是北京的范文澜不同意此书出版，因为与其观点不一致，于是此书的出版被搁置下来。父亲很生气，写信投诉到中宣部。中宣部给了他一个很短的回复，表示学术研究应允许自由争论。后来在当时副市长潘汉年的帮助下，这本书才交由上海出版，这些材料后来在“文革”中被我母亲销毁了。顺便一提的是“杨树达先生出书”公案，我们家人注意到学术界流传一种说法，认为是杨先生的大作因没有通过父亲和唐兰先生的评审而无法出版。试想，在当时的环境下，同属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范畴的父亲，因学术观点与党内权威范文澜有异，专著尚且不得出版，作为旧学术、唯心史观的代表人物的杨公，其著作出版受阻，则更不难理解；而且父亲出书的遭遇本身也说明父亲根本没有拍板出书的权力。关于《欣然斋史论集》改名为《李亚农史论集》一事，是在父亲去世以后，由时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杨永直（后曾任上海社科院院长）约见我母亲，他们希望此书能够再版。出于好意，婉转地告诉我母亲，希望能把总序拿掉，并把书名改为《李亚农史论集》。总序中的一些观点，在当时被视为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正统不合，对康德评价又过高。而现在看来，序文纵然谈古论今，争鸣于学林，但多半是一些常识性的、涉及人类共同文化价值的东西。放到今天，或许还会被当今的学术界贬为“左”文和概念化的东西。

父亲后来身体越来越差，最后癌细胞扩散得很厉害，已经到了脑部，^[23]但是他特别着急要写东西，身体越来越差，想写的东西越来越多。因为心脏无法忍受上海的黄梅天，那年出不去，就住在衡山宾馆的高层，好像是九层，印象中是市里帮助安排的，因为父亲呼吸有困难，气压高一点就舒服一点。父亲也是在那里去世的。当时他已经离不开氧气瓶，人瘦得几乎和骷髅一样，体重只有五六十斤，已经拿不动书了，只得专门让科学院的小工厂制作了书架，一边插着氧气，一边看书、写东西，直到他去世。据一位随父亲南下进上海接管中央研究院的万钟汉叔叔回忆，病入膏肓的父亲见到他，就操着四川官话口音说：“人啊，应该心肠热，头脑冷。现在不对了，是头脑热，心肠冷。”一边说，还一边比画着。当时万叔叔并不理解，等到他真正理解此话的含义，近半个世纪过去了。

1962年9月2日那天，我印象很深刻，那时正值9月初开学，我一回到家里，马上有电话来叫我到衡山宾馆去，到了那里已经是哭声一片，我大哥守在父亲床边。父亲患有很严重的肺癌，但导致他去世的直接原因是急性心力衰竭，也就是当年在日本监狱里患上的老毛病风湿性心脏病。华东医院的解剖报告里面说，父亲的肺癌细胞已广泛转移扩散到脑部、肺门、肠系膜、胃小弯、纵隔膜、右锁骨上淋巴结、左心室及左肾上腺等多处，大脑组织都呈豆腐渣状。后来据说市委领导看了这份报告，得知父亲在这样恶劣的身体条件下，还在玩命地看书，写东西，修订旧著，生命不息，研究不止，似乎也有了些许感动，对父亲的脾气和言论多了一些理解。

（原载《史林》2011年口述史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