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沈志远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是1983年发表的《计划经济学大纲》，这部出版于白色恐怖年代的著作，详细地介绍了苏联十月革命后各个时期经济计划的制定及执行情况，探讨了苏联经济中的商品流通、货币与市场的作用、货币的本质，信贷与银行及社会主义积累等问题。当时，世界资本主义正面临1929年以来空前危机的打击之中，西方有些经济学家企图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把苏联计划化的方法，移植到资本主义社会，以挽救资本主义。国内也有人附和。沈志远针对这种改良主义的论点，明确指出：“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计划化才有实现的可能”，他专门用了一章来分析计划经济的实质、前提与规律性。实现计划经济的前提是：“一切生产手段……一切‘经济命脉’归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国家底权力，要转移到生产者大众底手里去”，“剥削人的社会阶级之消灭”，“立即改善劳动阶级底生活状况”，“指导之集中”以及“一切民族底平等”。
在论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展的动力和矛盾时指出，由于“主观上的处置失策或指导与组织未尽完善所致”，“苏维埃经济中某种形式的经济困魔或紊乱是有可能的，但不是必然的”。这些观点，发表在20世纪30年代，使人耳目一新。《计划经济学大纲》的主要内容，经过少量修改，编入了《新经济学大纲》。
沈志远的成名之作是1934年5月由北平经济学社出版的《新经济学大纲》。[1]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经济危机笼罩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资产阶级经济学、改良主义的经济学，都在现实生活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进步的青年，都在寻求中国的出路，迫切要求能够了解新的经济学理论，他们对马克思的学说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为此，沈志远决定著述《新经济学大纲》，并规定了这本书必须具备5个条件：“第一是观点要新，第二是方法要新，第三是取材要新，第四是内容要尽量地包括一切问题和尽量地现实化，第五是说明要尽量通俗化。关于观点，当然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经济学为最新而最正确。关于方法，应采取所谓‘动的逻辑’，‘矛盾逻辑’底方法”。“至于内容取材方面，应该尽量把理论与现实、把理论与实践打成一片，要做到这一步，诸凡与现代世界经济生活有关系的问题，都应在讨论之列……如计划经济之原理与实施，战后资本主义总危机底各阶级和现阶段底世界经济恐慌等重要问题，都应作……有系统的讨论”。
关于这本书的写作目的，“……作者底企图，是在给尽量广大的读者以尽量完备的、正确的、扼要的经济学知识，使一般没有受大学教育机会的广大知识饥饿群，阅读此书之后能够正确地理解现实问题——经济、社会、政治、国际等问题……这本书所给予读者的，实际上是研究现实问题的有系统的方法论的指示”。沈志远还指出，“现实世界既已分为两个不同的经济体系，政治经济学中自然就应当有资本主义经济原理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原理这两部分”（以上均见《新经济学大纲》初版自序）。
《新经济学大纲》是中国现代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史上系统地、完整地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部专著。
注意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完整性，是《新经济学大纲》的一大特色，也是沈志远在当时同类著作中的一个创造。在该书的上篇，不但包含了《资本论》的主要内容，而且包含了《帝国主义论》的主要内容。在该书的下篇，论述了当时别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很少论述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容。在1936年出版的第三版，沈志远又充实了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论述，因此全书又像是一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眼光撰写的社会发展史。《新经济学大纲》以通俗的语言和雄辩的逻辑说明了资本主义必亡、社会主义必兴的道理。
《新经济学大纲》出版的时候，德、日、意正在迅速走上法西斯道路，沈志远坚持了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一文中的观点，他指出，“由于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性底加强……藉暴力以重分世界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帝国主义战争底必然性，就产生于此”。帝国主义战争一方面将给世界资本主义以严重的打击，另一方面，由于“第二次帝国主义分割战争”将削弱整个帝国主义体系，结果将会给“一个国家底社会变革，造成了胜利的机会”。他所阐发的列宁关于变帝国主义战争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在当时的国统区是难能可贵的。
《新经济学大纲》出版后，受到了进步舆论界的好评。《读书与出版》1935年第七号指出：“在新经济学阵营里向来也流行着一个不正确的成见，就是以为经济学界只研究商品资本主义经济，不管其他。”苏联学术界直到1930年还是这样，而《新经济学大纲》不但论述了前资本主义经济，“并且后面还兼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这是很有利于一般的经济学的学习者的”，还称赞《新经济学大纲》“叙述的层次很清楚，好像抽丝剥茧，把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的经济解说得很有脉络，没有紊乱的毛病”，“它可以说是荒野里的一株冷艳的山花”。
沈志远对《新经济学大纲》进行了多次修改，如第三版中，把他《世界经济危机》一书的主要内容充实了进去，增加了“资本主义周期律与经济危机”一章，并对“特种萧条”问题进行了专门论述，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篇”增加了对斯达汉诺夫运动的论述。第七版根据当时最新情况，充实了帝国主义论部分，并完全改写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篇”。第九版又进行了修改。1949年4月，又对此书做了重大的增订，修改和补充了前资本主义部分，帝国主义论和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各部分，增加了新的一篇“新民主主义经济论”（第十一篇）。这样，全书就从初版时的32万字增到62万字。多次的修订补充，反映了沈志远治学态度的严谨。正是由于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使这本书从初版到1954年20年间再版了18次。
《新经济学大纲》出版后，曾被不少进步大学教授采纳为大学教科书，抗战胜利后，这本书就被列为生活书店的“新中国大学丛书”，新中国成立初期，这本书仍被列为“新中国大学丛书”，继续被更多的大学采用。《新经济学大纲》在30—40年代对我国许多青年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走上革命道路，起了重要的作用。关于这一点，罗竹风同志写道：“沈志远这个名字，我三十年代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知道了，那时我不过二十来岁，当时沈志远同志正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任教，他和李达等人一起……出版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新经济学大纲》就是其中之一。沈志远写的这本书，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阐述社会主义经济学原理的，因而必然要联系到苏联的现实情况，并把它作为‘蓝图’来说明问题。这在当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我买过这本书，而且也认真读过，以为在经济学方面对读者的启蒙作用，相当于艾思奇在哲学方面的《大众哲学》，不过更有系统、更有深度罢了”。[2]
《新经济学大纲》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影响。1952年，在中日关系还处于非常困难的时候，日本的山下龙三曾将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解释修订版中的第十一篇译成日文，以《新民主主义经济论》为题出版了单行本，并附有江付敏生的解说，由青木书店出版，编译者认为这本书中“涉及到前人未涉及的领域。如此系统地说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著作，除许涤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一书以外可以说还没有。因此，这部著作是迄今中国出版的少数这类书籍中最有权威的，而且是全文翻译向日本介绍的最早著作”。江付敏生在说明中指出，自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发表以后，中国进步的经济学家一直试图从理论上阐述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参与这一工作的，有“……薛暮桥、王学文、狄超白、许涤新，及本书介绍的沈志远。……其中最早成书的，是1948年许涤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以及这里译出的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中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论》一篇”。
沈志远的另一部重要的经济学著作是《近代经济学说史》，于1944年改名为《近代经济学说史纲》，到1950年为止，至少再版了7次。沈志远在修订版自序中写道，以往的经济学说史“……缺乏一种批判的精神。本书的特点……就在第一用新经济学方法论去揭发每一经济学说底历史背景，从社会经济发展底特定的历史阶段，去说明这一经济学说底根源及其发展动向；第二用历史主义的观点，去对每一学派作一适当的评价；第三则用现代最新经济科学底观点，对过去各派经济学说逐一作严正的批判性的介绍”。
沈志远在这本书中，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判性地介绍了重商主义学派、重农主义学派、古典学派、庸俗经济学派、经济浪漫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普鲁东主义。1944年修订时又增加了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评价、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介绍和列宁以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说，还增加了对19世纪下半叶的历史学派、奥地利学派和英美学派的批判性介绍。《近代经济学说史（纲）》是我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比较全面的、系统的近代经济学说史，正因为如此，这本书在抗战胜利后也被列为生活书店的“新中国大学丛书”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初，这本书仍被列为“新中国大学丛书”。
1938年，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3卷集出版，这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史上的一件盛事。为了帮助青年学习这一巨著，沈志远在1939年编写了《研习资本论入门》一书，后改名为《研习资本论的准备》，这本小册子曾多次再版。
《雇佣劳动与资本》是学习《资本论》的先导读物，此书于1919年、1921年有过中译本，但因译文不准，文字又嫌艰涩，后来就停止了流传。沈志远于1939年重译了此书，新的译本出版以后，新中国成立前后都曾多次印刷。沈志远在1938年翻译的拉苏莫夫斯基的《社会经济形态》、1939年翻译的列昂节夫的《资本主义》，都是流传很广的大学参考书。
沈志远还有许多经济学著作，如《经济研习提纲》《今日之美国》《政治经济学基本问题讲话》《资本主义总危机论》等。
由于沈志远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成就，英国的Europe Publication Limited出版公司的《世界名人录》（The International Who's Who）1958年版曾列有他的条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