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1950年6月，雷经天奉命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中南分院院长。当时，中南分院仅有几位领导干部，加上20多位青年学生。大多数同志对司法工作没有经验，又无规章制度可循。在这种情况下，雷经天以全部精力筹建中南分院。他在汉口租了一间民房，把同志们安置下来，边组建，边工作。中南分院负责六省二市法院的审判工作，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处理案件。凡判处10年以上徒刑和死刑的案件，都要经中南分院复核，在雷经天负责的两年期间，共审理6000多案件，还不包括各项政治运动中的案件，工作任务相当繁重。
在任务重、人手少的情况下，为了积极开展司法工作，雷经天大胆放手使用青年干部，让他们在实际斗争中增长才干。1951年召开中南区人民法院院长会议，中心内容是配合土改，镇压封建顽固势力的破坏。这次会议的全部材料、总结和给党报发表的社论，都是在雷经天指导下，由青年干部完成的。在雷经天的耐心帮助下，青年干部较快地成长。
中南分院成立后，雷经天为了充分行使法院镇压敌人、保护人民的职权，他运用在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工作的经验，配合镇反、土改等中心任务，组织巡回法庭，到各地去，随时随地进行审判，加快案件的处理。当时，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法制，为了做到依法办案，雷经天非常注意法院的基本建设，成立政策研究室，包括对旧法的研究。为了及时掌握司法工作的动态，并帮助下级法院及时解决问题，雷经天还选定武汉市人民法院为点，每月下去一次了解情况和检查工作，或者请市法院的同志来分院汇报审判工作。这种深入基层、雷厉风行的优良作风，受到法院干部的称赞。
进入大城市后，雷经天虽身任要职，但仍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一心为公，从不要求特殊照顾。
但生活的道路是崎岖曲折的。1953年进行司法改革时，有些同志抓住雷经天在审理季万离婚案及其他几个案件中的问题，上纲上线，指控雷经天“犯有隐瞒错误，抵抗批评，进行非组织活动及在工作上严重的失职等错误”，[19]决定给予雷经天留党察看两年、行政上撤销一切职务的处分。这次组织处分，不仅太重，而且是错误的。中央监委在1955年已决定按期取消雷经天同志留党察看2年处分。原中南分院的一些领导和干部，一致认为，当时因季万的案件而批判雷经天，现在看来是不对的。
雷经天虽然受到了不应有的处分，但他胸怀坦然，对党毫无怨言。他在受到处分后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母亲对儿女的责罚不见得都是对的，但她是为了自己的儿女好，这个愿望总是一致的。”[20]由此可以窥见雷经天的高尚革命情操。
受处分后，雷经天被调到长江航运局汉口港务局当副港长。1954年武汉发生特大洪水，他在防汛办公室工作，年纪虽大，但不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都到沿江各处去检查堤防，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由于表现突出，受到群众的称赞。
1956年，雷经天被调到上海华东政法学院担任院长兼党委书记。他到院不久就提出：“领导深入下层，首先抓教学。领导干部能担任教学的，教一门课，或参加教研组了解情况，帮助工作，或者帮助年级办公室了解情况。”[21]他又提议，党委每学期召开两次专门会议，分别检查和研究教学计划和教学总结。党委正副书记、正副院长，要选择一门课程，一面了解情况，一面学习。他还亲自参加和指导一个教研组的活动。
为了密切干群关系，雷经天提出要建立“负责同志接见群众的制度”。规定每星期四下午，院领导轮流接待来访的师生。他很注意防止干部脱离群众，搞生活特殊化。他指定总务、人事部门对党员生活待遇问题做出统一规定。而他又总是处处以身作则、模范执行。华东政法学院的住房不够好，雷经天到任后，有的领导替他在市区找好房子，叫他搬家，他婉言谢绝，仍住在普通房间里。和群众一道外出开会，他总是与同志们一起坐大客车，从不独自坐小轿车。这种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的作风，深得全院师生的好评。
1958年，中共上海市委为了加强对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提高社会科学水平，成立上海社会科学院，由雷经天任院长，李培南任党委书记。雷经天带病工作，完成繁重的筹组任务。但不幸的是，正当雷经天率领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同志向科学进军时，1959年肝癌恶化了。他病情很严重，有时肝痛，汗水直冒，但从不叫喊。护士沈福英对他说：“你痛就喊出来好了。”他回答说：“战争时期都不怕，这算什么”，[22]表现出顽强的意志。雷经天住院时，很多同志去看望他，他为了使同志们少走路，就下楼到会客室同大家见面，并要同志们不必为他多来。在他弥留之际，还向医护人员断断续续地说：“我不行了，药品都留给其他同志用。”[23]党的优秀儿子、坚强的革命战士——年仅55岁的雷经天，怀着一颗赤诚之心，在1959年8月11日清晨与世长辞了。
雷经天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追求和坚持真理的一生。1959年8月12日，上海市举行雷经天的公祭仪式，由市长曹荻秋主祭，市委书记石西民致悼词。悼词说：“雷经天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他从1925年参加党的时候起，就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雷经天同志对党的事业做出了许多贡献。”“雷经天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党的培养教育下，锻炼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优秀品质。他是党和人民的忠实儿女，在他的工作中，经常想到党和人民的利益，并经常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雷经天同志在日常生活中，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对群众以劳动者姿态出现，数十年如一日，保持了革命工作者的优良作风和崇高品质。”[24]这些评价，对雷经天来说，都是恰当的。
雷经天虽和我们永别了，但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追求真理、坚持真理、为真理而献身的美德。正因如此，受过他教诲的党内外同志，仍然在内心里默默地怀念他，让我们学习雷经天的革命美德，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发出更大的光和热，做出更多的贡献！
（原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
【注释】
[1]雷经天：《自传》，1954年撰写。
[2]李微：《忆当年，继传统》，《广西日报》1979年5月7日。
[3]引自《扑不灭的火焰——1928年南宁革命斗争片断》一文。
[4]引自黄本朝在1979年12月16日的谈话记录。
[5]原载《右江日报》第44期，1929年12月18日出版。
[6]卢冠东：《踏着先烈的足迹前进——纪念革命烈士雷经天同志》。
[7]卢冠东：《踏着先烈的足迹前进——纪念革命烈士雷经天同志》。
[8]《关于广西苏维埃运动与红军第七军总结的意见书》。
[9]《火炉》第1期，1931年7月18日出版。
[10]齐继业：《雷经天经受委曲的考验》，《支部生活》1981年第8期。
[11]齐继业：《雷经天经受委曲的考验》，《支部生活》1981年第8期。
[12]中央组织部《关于雷经天同志党籍问题的决定》。
[13]吴树琴在1980年11月10日的谈话记录。
[14]毛泽东给雷经天的信，《人民日报》1981年7月11日发表。
[15]雷经天：《关于改造边区司法工作的意见》。
[16]吴树琴在1980年11月8日的谈话记录。
[17]姜茂生在1981年12月5日的谈话记录。
[18]姜茂生在1981年12月5日的谈话记录。
[19]引自《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雷经天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20]彭树华（原中南分院干部，现为最高法院刑庭副庭长）在1981年1月9日所写的材料。
[21]雷经天：《在处级干部会上的发言》。
[22]沈福英在1980年11月6日的谈话记录。
[23]沈福英在1980年11月6日的谈话记录。
[24]《解放日报》1959年8月13日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