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沈志远逝世二十周年[1]
胡绳
沈志远是一个为传播马克思主义而做过许多贡献的经济学家。他30年代初从苏联回国后，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的著述和翻译。那时正是中国革命重要的转折关头。适应客观形势的要求，需要进一步认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经验，需要探讨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形势下救国的方法和中国的前途，需要更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为此，迫切需要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那时，已故的林伯修（杜国庠）、王学文、柯柏年和其他许多同志都曾在上海从事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工作。沈志远开始工作比上述几位同志晚一点，也是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并卓有成绩的。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几年间，反动政权虽然实行法西斯统治，上海、北平等地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传播工作仍然很有生气，很有影响，这和包括沈志远在内的许多同志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们通过翻译和著述，帮助许多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他们的功绩是不可埋没的。
我最初认识沈志远是在1936年。那时艾思奇等成立了一个哲学研究会，每次开会讨论一两个问题。沈志远是参加者之一。由于没有开会的地方，每次开会只能在旅馆里租房间。我就是在旅馆开会时认识沈志远的。那时他已在大学里教书，他所著的《新经济学大纲》已经出版。他的学者和革命者的风度给我留下了印象。不久，他到北平去教书了。
1939年，我到重庆时又遇到了他，并且在一起工作。抗战开始后，他先在西北联大任教，然后到了重庆，担任生活书店总编辑，并主编《理论与现实》，生活书店出版的“大学丛书”也由他主编。在这套丛书中收有马克思主义者邓初民、吕振羽等同志的著作，虽然很少为那时的大学所接受，但在知识界中是有影响的。他主编的《理论与现实》是个大型的理论刊物，提出“理论现实化”和“学术中国化”的宗旨，成为当时马克思主义学者发表论文的一个主要园地。这个杂志在重庆出版了三年，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因受到政治压迫，和生活书店出版的其他杂志同时停刊。以后沈志远一直想使这个理论刊物复活。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年这个刊物虽然在上海复刊，但仅出版了两期。1948年在香港又以《理论与现实丛刊》的名义出版了多期。他主编的断断续续出版的这个杂志是40年代重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刊物之一。
那时，进步的文化理论工作者不能不过颠沛流离的生活。沈志远在1941年初离开重庆，流亡到香港，然后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辗转到重庆、成都。抗战后，又到上海，继至香港。这期间，我和沈志远在工作中有过多次接触。我感到，沈志远无论在什么环境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他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真理，并且以传播这个真理为己任。
沈志远在抗战爆发的前几年中，投身于文化界的救亡运动，参加沈钧儒为首的救国会的活动。1948年他和其他朋友一起从香港到解放了的东北，后又转到北京。他作为救国会的代表参加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52年，沈志远到上海工作之前，担任出版总署的编译局局长，我又和沈志远共同工作过一段时间。在他担任编译局局长期间，曾召开全国翻译工作会议，并且主持制定了翻译世界各国主要学术著作的计划，可惜这个计划没有能够实现。
沈志远1957年在上海被错划为右派。但他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信念。在“大跃进”“共产风”造成实际生活中的严重危害的时候，他强调在社会主义阶段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并且指出，不能抛开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而讲发挥主观能动性，不能抛开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而讲生产关系的改革，不能只求高速度而忽视按比例，等等。由于这些意见，他又遭到毫无道理的“批判”。沈志远逝世于1965年，这时他才63岁。在他逝世15年后，终于为他平反，彻底恢复了他的政治名誉。同时，他所反对的那种在国家建设中的错误路线也被彻底纠正。
沈志远之所以值得纪念，是因为他一生坚持马克思主义，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土壤上传播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已有近70年的历史，70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受了革命实践的考验和各种思想斗争的考验。无数的先进知识分子，无数革命家为传播、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付出了艰苦的努力，甚至牺牲了生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过程中除了遭受各种各样的攻击外，也遭受到各种各样的怀疑、各种各样的歪曲，但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走上独立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事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在同其他各种思想流派的竞争和斗争中，在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倾向的斗争中，证明了自己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生长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的僵死的体系，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回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我们忘记不了包括沈志远在内为传播马克思主义而竭尽心力的许多革命知识分子。
现在，在我国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必定能够在我国有一个新的发展。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解决新的历史时期的许多新问题，解答思想界提出的许多新问题，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我们要以这样的努力来纪念沈志远和一切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成长发展做出贡献的前人。
（原载《经济学动态》198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