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
据《传略》，沈志远是在1925年上半年经侯绍裘介绍入党的。根据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会议记录，在“五卅”之前，他应已入党。1925年5月28日，在中国共产党为游行召开的联合会上，决议指定同志“分头向各校负责人谈话”，“向学校宣传”“印行传单”，指定的同志是“方闻、沈观澜、徐伟、（梁栋，南方）贤江、亦湘、吴稽天、绍裘、昌时、蔡鸿干”。[14]“五卅”运动前上大支部党员不多，1925年5月统计为25人，而名单中并没有沈志远的名字。[15]原因有待进一步考证。这可能是因为其组织关系并未编在上大支部，当时是有这样情况的。[16]
另上大附中教师黄旭初回忆，“上海大学共产党支部直属上海地委，附中党员划成一组，组长即侯绍裘。侯绍裘介绍沈观澜入党时主持过小组会外，就很少开会了”。[17]
其时，沈志远在党内还是一个新同志。“五卅”运动后，他开始在支部担任一定领导工作。
1925年12月的《上海区委关于基层组织情况调查表》显示，上大支部书记为高尔柏，沈志远、韩觉民担任组织工作。[18]黄旭初亦回忆，“五卅”运动后，“附中党员分为两个小组，我参加的那个小组，组长是沈观澜。……党的组织生活比以前健全些，支部会、小组会还不常开，但不像过去整月不开会。开小组会主要是阅读中央指定党员应读的书刊上的文章”。[19]
五四运动激发了青年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进而投身政党，“学生每以入党为荣”；而政党亦从中意识到学生是一种可以利用的重要政治资源。当时，国共两党党员主体都来自“五四”知识青年。小知识分子，因其接受过一定教育，对社会承认的期待和向上爬升的愿望非常强烈；不愿认同于普通民众和甘居社会下流，但知识、学力和能力又无法在竞争激烈的城市中谋得一个相当的职位。“他们一方面因自身前途渺茫和社会地位不稳定而产生莫大的心理失落，同时又因目睹整个国家与社会的败落和衰颓而心怀不满。这双重的失意、焦虑、无望乃至绝望，使他们很容易被某种意向高远甚至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社会政治理想所吸引；革命乃至反叛的意识，自然也最易在这一处于游离状态的知识青年群体中孕育而生。”[20]
年轻的沈志远加入中国共产党，应也不乏此种心理动机。
同样，还可注意到，在当时国共合作的背景下，沈志远不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亦是国民党党员。而其加入国民党，可能还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这在当时是相当常见的。李一氓曾回忆说：“1925年孙中山逝世。这使国民党的威信大为提高，一时被看成一个除共产党以外的极为庞大的左派力量。在1924—1925年时期，许多青年学生，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先加入国民党，然后才加入共产党，这是一个合理的觉醒过程。”[21]
1924年5月，侯绍裘在致沈选千信中说：“杭州省党部方面，沈玄庐、我和季恂都认得。沈观澜，是我要好朋友。”[22]此“党部”，应是指国民党党部。[23]
“五卅”运动后，上海大学附中迁到青云路，校内国民党支部改为一区（闸北）五十二分部。至1925年11月，已有新旧党员40多人。“十月十五日下午四时开全体党员大会，改选执行委员。当选者黄正厂（常务）、秦治安、沈观澜。候补委员钟伯庸、樊警吾。讨论本学期党务进行计划。议决组织通俗演讲部与中山主义研究会。”[24]
这一时期，沈志远在国共两党内均表现活跃，显示出他的日益成熟。
1926年12月16日，沈志远从上海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这项选派工作由上海区委负责，侯绍裘直接参与。上海大学和附中不少人都被选派去了苏联，如王稼祥、秦邦宪等，沈志远的两个妹妹霭春、联春也先后赴苏留学。
据《传略》，1929年，沈志远从中山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问题研究所当研究员，同时还在共产国际东方部中文书刊编译处从事编译工作，并参与翻译6卷本《列宁全集》中文版。[25]
在苏联的岁月，目前还未能看到更多相关史料。只能从一些资料中窥其一斑。
曾在中山大学留学的盛岳提到，有10多个中山大学毕业生被选到中国问题研究所来当助理人员，选拔标准是学业，更主要的还是政治角度。“因为共产国际打算训练出一批未来的中共领导人，让这些人来研究所，主要是使他们能忠于共产国际，而不是为了使他们能在学术上作出成就。”[26]可见，在当时，能进入中国问题研究所，是为党内所看重和重点培养的人才。
然而当时的中山大学绝非平静乐土。有反托派斗争和所谓的“江浙同乡会”事件，校内学生矛盾激烈，斗争频仍。王凡西回忆“张闻天、沈泽民、沈志远、吴黎平、竺廷璋等翻译，被攻击为江浙系（因为他们都是江浙人），却与董顾（按：董亦湘、顾谷宜）等所谓‘同乡会’头子根本搞不到一起”。[27]他的回忆也许并不可靠，然而当时中山大学部分学生对拿较高薪酬的翻译的确有较大不满，沈志远可能亦曾被卷入这种情绪中。[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