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往事，悼念沈志远同志
罗竹风
沈志远这个名字，我30年代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知道了。那时我不过20来岁，精力旺盛，兴趣也很广泛；喜欢读书，几乎无书不读。通过多读些书以探求人生的道路，大约是受了胡适“读书救国”论的影响吧？正当“九一八”事变之后，青年学生思想动荡，走到了一个四面交叉的十字路口，难免徘徊彷徨。面临烽火遍地，日本帝国主义由东北而冀东更进一步侵入华北大地，读书救国，还是抗日救亡？这是亟待解答的一个问题。
当时沈志远同志正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任教，他和李达等人一起，以“笔耕堂”的名义出版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新经济学大纲》就是其中之一。沈志远写的这本书，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社会主义经济学原理的，因而必然要联系到苏联的现实情况，并把它作为“蓝图”来说明问题。这在当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我买过这本书，而且也认真读过，以为在经济学方面对读者的启蒙作用，相当于艾思奇在哲学方面的《大众哲学》，不过更有系统、更有深度罢了。
沈志远是一个进步的学者，读过《新经济学大纲》之后，这是我对他的初步而又唯一的印象，一直持续到解放后在上海认识时为止。
我并不了解沈志远的生平事迹，只约略知道，大革命时期，他在上海大学附中教过英文，到莫斯科留过学，后来还在生活书店工作过；抗战时期在大后方，从事进步的文化工作和民主运动，对共产党是友好的。解放初，任北京中央出版总署编译局局长，1952年来上海。事有凑巧，我们两家都住在建国西路懿园的一座房子里，他在二楼，我住三楼，朝夕可以相见。更加凑巧的是，他的爱人崔平和我的爱人张秀珩抗战前是北平一女中的同班同学。这样，关系就有点不同了。我们都在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委工作，但不在同一个具体工作单位，因而没有公务上的接触。华东大区撤销之后，他家搬到湖南路夏园去了。
1956年初春，向科学进军的呼声响彻云霄，中央提出了繁荣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的“双百”方针之后，学术界、文艺界立即出现一种生动活泼的局面，形势大好，认为春天到了，大家可以“争鸣””齐放”一番了。记得是3月间，中国科学院的潘梓年同志和中央宣传部的于光远同志来上海，在中苏友好大厦电影院作过一次鼓舞人心的报告，对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许多看法，引起与会者的兴趣和重视。不久，上海成立了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筹委会，当时的设想是准备成立地方性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统一筹划和领导这一方面的工作。筹委会的委员由上海社会科学方面的知名人士担任。沈志远同志是主任委员，我做秘书长。我们在一起工作，凡事共同商量，合作共事是协调而又愉快的。他有不少很好的见解，主张创办《学术月刊》，作为学术界争鸣的园地。筹委会既要创办专业的研究所，又要成立各种学会，开展群众性的学术活动。当时的确是双管齐下的。为了成立经济、历史两个研究所，以黄逸峰和徐
两位同志为首分别进行筹备工作。5月间，中央召开全国长期科学工作规划会议，我和吴承禧同志参加了。全国科学家济济一堂，热气腾腾，的确是一片春色满园、欣欣向荣的兴旺景象。回来以后，我们在文化俱乐部召开了全上海市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会议，分学科进行讨论；也分门别类地制订了一个粗略的长期规划。这个阶段，沈志远同志精神是振奋的，写了不少有关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文章，有些刊登在新生的《学术月刊》上。
1957年中央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吸收党外民主人士参加，上海也开过同样性质的会议。记得以后还提出了“两个万岁”“两个共存”和相互监督之类的口号，接下来又有党开门整风，欢迎党外人士提意见的决定。言犹在耳，大家正在向往一个新天地，突然间很快就开展反右派斗争了。宛如朗朗晴天，霎时浓云密布，狂风四起，下了一阵冰雹，满地只见残枝败叶。沈志远作为上海民盟主委、市政协副主席，七斗八斗，也被划成右派分子，罪名无非那句老话：反党反社会主义。至于据以定案的详细材料，我也不得而知。就沈志远同志一生来说，反右恐怕是他的“分水岭”吧？从此以后，我们也很少见面了。
当时我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反右斗争的对象大半是知识分子，而其中的所谓头面人物又大半是党的同路人，曾经和我们共过患难，而且还在一起战斗过的。为什么恰恰是他们，竟变成右派分子又非打倒不可呢？苦思冥想，唯一的答案只能是：这号人比较了解共产党，希望党更加美好，爱之切则责之严，没料想这却是不现实的。我也经常在想：难道他们真的是对党怀着刻骨仇恨么？这种仇恨又从何而来呢？许多问号一直在我头脑里盘旋浮动了20多年。这次给右派分子平反，才得到了解答，原来都是些错案或冤案。沈志远同志也平反昭雪了，8月20日还由上海市政协举行过追悼会。在悼词里，实事求是地对他的一生作出了公正的评价。
时代的牺牲品么？历史的悲剧么？我以为“庶乎近之”。问题在于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社会主义社会，那就不是我所能解答的了，还是留待历史学家去认真探索吧。
反右斗争以后，沈志远同志的处境便可想而知了。他的全家搬到愚园路住，从此我们更少见面。因为我和崔平同志都在出版系统工作，而她又是张秀珩同志的老同学，春节有时还到我家坐坐，得知沈志远同志的一些情况。他仍然勤奋，读书写作，一如既往。摘“帽”以后，又当上了市政协委员，并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还发表过有关研究“按劳分配”的文章，足证他是关心政治的。这种论文从现在来看，如果再和当时经济界的实际情况相对照，还是有独到见解的。不料又被抓住当作把柄进行批斗，理由也很现成，当然是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路啰！
社会主义社会应当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ABC，发明权是属于马克思的，为什么沈志远同志加以阐述、论证，就构成一种“罪名”了呢？现在越看越清楚了，沈志远同志对经济学还是有研究的，他还写过有关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专著，可以称得上是个专家。但是专家又值几文钱一斤呢？在当时乌云弥漫、是非颠倒的情况下，作为一个专家，不过吃的苦头更多更大一些罢了。
透过沈志远同志这样一个为人正直、勤奋好学、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知识分子来看现实，不是更加发人深省么？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把被颠倒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现在一切正在走上正轨。沈志远同志死而有知，也可以含笑于九泉之下了。
然而我们究竟应该吸取什么经验教训呢？主要的是阶级斗争不能扩大化，一抓不灵反而越抓越乱；知识分子是党的依靠力量，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动力，绝不能把他们当敌人看待，更何况是那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具有革命进步倾向的专家学者们呢？像沈志远同志这样一个人，如果能够发挥他的特长，调动他的积极性，贡献一定是会大得多的。以此类推，把所有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都算在内，全盘加以估量，那么利弊得失，不是洞若观火，可以更加看得分明了么？
“事后圣人”固然不算高明，即使如此，我也以为能这样，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君子不二过”，岂不难矣哉！
1980年9月18日
（原载《社会科学》198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