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农在科学院
上海解放前夕，父亲担任华东研究院院长，上海一解放，陈毅司令员和粟裕副司令员就委派他为接管中央研究院的军代表。民国期间，重要的科学研究单位北方是北平研究院，南方是中央研究院。父亲接管了华东六省中央研究院十余个研究所以及紫金山天文台等科研机构。稍后华东六省科学院系统的研究单位统由华东办事处管辖，父亲于是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华东办事处主任兼党委书记。[12]
父亲在主持华东地区科研期间，很多管理理念和方法实际上取自世界通行的常规，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就好比有专家评论杰出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并非完全为个人创见，更多的是一份对现代教育理念的坚持和对规律的尊重。父亲10岁就出国，长期在日本留学，亲眼看到日本的大学、科研机构是怎么办的；回国后又在一些大学和研究所当教授，所以对国外以及民国时期大学、研究所的情况相当熟悉，不仅是耳濡目染，更有亲身体验。
听一位“老分院”的阿姨说，军管之初，科研机关的大门按规定设了解放军岗哨，但不到一个星期就给父亲撤了，换上了普通门卫，说这里是学术机构不是政府“衙门”，要注意科研人员的感受。大院的前身是日本人的自然科学研究所，建于20世纪20年代末，当初他们在院子里面种植了很多樱花，[13]春令时节樱花如雪，非常漂亮，成了院子的一大景观。陈老总当时住在汾阳路的一栋法式花园洋房里，与岳阳路大院相邻，所以忙中抽闲，常过来观赏。为保持原有的建筑绿化格局（即便以今天的眼光看也不输于任何国家的名校或科研机构），父亲明令，未经他的许可不得随意变动。要盖科研大楼，可向市里打报告征地。科学家搞科研，需要的是相对精良的实验装备，藏书丰富的文献图书馆，还有就是有怡人的绿化环境。为了说服工农干部，他总是强调，这并非是他个人的见解，而是列宁的主张。给科学家生活以照顾，尽可能提供优厚的待遇是执政党最为明智和最经济的办法。
父亲作为一个懂行的党的知识分子干部，本身又是一位学者、文化人，对于科学家，在政治上爱护他们，在学术上尊重和理解他们是很自然的事，当然也就受到了科学家们的理解和信任。记忆当中冯德培先生和他夫人来我们家的次数是比较多的。他原来是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当今院士），他也是华东分院的副院长，“文革”以后还担任中科院的副院长。冯德培是位学术大家，有风骨，很敢讲，是当时科学家中的领袖人物，科研人员不少重要的意见和想法都是由他向政府高层反映的，有些还通过了父亲。陈老总法国留学时的同学朱洗先生也是很受父亲器重和保护的，他是实验生物研究所的所长，基础和应用研究样样在行，父亲在任上曾破例同意为他在岳阳路320号大院建了一栋实验楼“蚕室”。朱洗先生的一项重大科研成果，就和我们现在常讲的“克隆”有关（早在60年代初，他的人工单性生殖研究成果就已经发表。还拍成了科教电影《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得了百花奖）。[14]不仅是朱洗，我们植生所的罗宗洛先生和他关系也不错，还有沈善炯院士提到父亲时的真情流露，常使我们后辈感动。父亲很敬重那些科学家中的将帅之才，来访商谈公务不忘出门迎送。但听科学院的老人说，为了工作，他有时也会批评他们，即便是自尊心和个性都很强的冯德培院士。又比如罗宗洛先生曾就对父亲说，过去国民政府重视留英美的科学家，使得他们留日派很受压抑，现在新政府成立，希望同样是留日出身的他能给留日派支持。[15]而父亲则表示共产党会一碗水端平，大家一视同仁。尽管他也有和科学家们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但在政治上是非常爱护和力挺他们的。父亲说不能要求他们人人都是共产党，只要爱国就行了，政治运动千万不要去冲击他们。所以虽然他当时拒绝了罗宗洛先生，但是罗先生在回忆录里面对他的印象还是蛮正面的。罗宗洛先生是中国现代植物科学的奠基人，为人正直，极有风骨，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敢于在“大跃进”时代，犯上直言，刊文质疑“亩产万斤”说法的植物学家。他也将为此留名青史，受学界景仰，被后人所缅怀。
父亲管理科研单位的思路和当时盛行的极左环境显得格格不入。由于他的个性和曾有过的部队经历，说话率真大胆，不吐不快。在政治运动中常说“整天敲锣打鼓，科学院迟早要完蛋的”，“好的研究机构不在人多，研究人员要精干，要有真才实学”之类明显有违“群众观点”的话，小辫子一抓一大把。“思想改造”中，一位姓柳的专家受不了群众运动的冲击，跳楼自杀了，他是柳大纲[16]的兄弟，我与他女儿柳惠是小学同学。柳大纲院士三兄弟都是科学家，除了柳大纲后来去了北京，其余两位都留在上海。事发后，父亲很震惊。后来，薄一波作为中央工作组的组长到上海检查指导工作，父亲立刻向上汇报反映。鉴于当时的群众运动冲击科研机构，声势很大，单位组织根本无法阻拦，因此他希望中央能给一些政策，划一条线，给科学家以保护，不能让运动冲击有成就的科学家，影响科学研究。得到认可后，他就在党委内部会议上提出：凡是要批判高研（副研究员）以上的，都需要经过他的同意。于是他就是很“霸道”地推行这样一个土政策，顶着压力，想方设法给运动降温。尽管当时持反对意见的干部不在少数，但是他和后任王仲良伯伯等一些开明干部始终有着高度的共识和默契，并且也都是敢于担当的人。
当然，仅仅靠父亲这一级干部，要扛住这样的政治压力几乎是不可能的。对科研单位、高校知识分子的保护更为重要的只能来自党内高层中央政治局。50年代，分管科教文卫的领导，先是陈老总，后来是聂老总，他们早年都曾在国外留学，这种留洋经历，带给他们的不仅仅是宽阔的视野和对现代文明和科学技术的深刻理解，还有对科学家、文化人开明友好的态度和发自内心的尊重。陈老总在分管科学院时，对父亲依然是一如既往地给予充分信任，重视父亲的意见。饶漱石主政时科学院华东办事处的地位不高，隶属市府机关。“高饶反党集团”事件发生后，陈老总主持华东局工作，随即让华东办事处党委直接隶属于华东局，[17]从此机关外出打交道办事方便多了。但是对于陈毅，父亲也有固执己见的时候，比如华东局在上报中科院副院长人选方案时，陈毅举荐陶某某担任中科院副院长，书生气十足的他并不赞同（李亚农推荐名单为李四光和竺可桢[18]）。但是总的来说，陈老总是很支持他的。后来父亲身体不好，办事处想要干部，由于当时地方普遍缺少干部，军队干部也不愿意去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所以华东办事处一直要不到，也是陈老总帮忙开绿灯，于是父亲要来了王仲良等一批部队下来的老干部。
知识分子政策能否得以正确执行，中国科学院是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拿建院60年以来最具人望的老领导张劲夫副院长（时任科学院党组书记）来说，他和父亲同为陈老总部下，1956年初，中央调他到科学院工作，张劲夫请示政治局分管领导陈老总怎么做今后的工作，陈老总说：“各个学科的学术领导人，是科学元帅，绝不要从行政隶属关系来看待，要从学术成就来看待。尊重科学，首先要做到尊重学者。中国的科学家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一定要发挥科学家的作用。”老院长在回忆文章中提到，父亲凡听到陈老总类似的坦言宏论，总是兴奋不已，回去就传达，得到不少著名老科学家的赞佩（由于后来工作的关系，本人亲身感受了为共和国科学事业立下不朽功勋的几代科学家他们发自内心地对老院长的景仰，这种感念之情也深深地教育和激励了我）。老院长张劲夫可谓深得陈老总思想之精髓，为了保护各学科领域有成就的领军学者免受运动冲击，甚至直接跑到毛主席那儿，“公然讨要”庇护政策，连主席都说他“胆子不小”。后来搞了一个“科技十四条”，被小平同志赞誉为“科技宪法”，相当完整准确地体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国家当今的科技创新仍具有着重要的指导和现实意义。
还有比较幸运的就是，除了上面提到的陈毅、聂荣臻二位老总和张劲夫老院长，往下一直到基层华东分院（办事处）及所属各研究所，应该说是一根“红线”上下贯穿。陈毅、聂荣臻的开明和远见卓识固然很重要，但在极左的大环境里，哪一个层面或环节掉链子都会出问题。[19]当年的华东分院（办事处）内部，和其他系统一样也有不少受极左思潮影响的干部，且能量不小。但居于主导地位的领导如父亲、王仲良、边伯民、刘梦溪以及巴延年、罗登、王芷涯、万中汉等（分）院、所级干部都十分开明，有一份历史的担当，不惜牺牲个人的仕途来换取科学事业的进步。在那样的年代里，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我们的高研（副研究员以上）没有一个被打成右派，这在全国其他地方简直是难以想象的。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全心全意服务科学家、服务科研一线的氛围，使华东分院成为国家科学重镇，并且科研成果居于全国前列，这绝非偶然。[20]当时岳阳路大院产出的重要科研成果可能也是全国范围内最多的，如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至今与“两弹一星”并提的人工合成胰岛素，以及人工合成核糖核酸、人工单性生殖等。而其实国家当年的投入相当有限，生物研究所每年的科研经费在两三百万上下（折合今日三千来万元），与当今年度科研经费动辄上亿元相比，不得不令人深思感慨。
还应该提及的是王仲良伯伯。他部队转业前是华东野战军的卫生部政委，具有丰富的政治思想工作经验，而且资历老，骨头硬，作风正派，无私无畏，对党的科学事业忠贞不渝。虽然只有高小文化，但勤奋好学，作为一个外行，他花了不少心思与科学家打成一片，比如打桥牌、下围棋、组织郊游等。关系之融洽，在科技界传为美谈。听王仲良的儿子讲起，他父亲生前曾说，如何办研究所，怎么搞科研，他受了不少父亲的影响。他们之间彼此信任，无话不谈，记忆中有时甚至一谈就是通宵，周末晚上来，第二天清晨让单位派车把他接回去。不过王伯伯毕竟是政治工作出身，更善于、也更注重将科研任务与政治思想相结合。父亲有些观点他也并不完全同意，可能在他的眼里，父亲还是过于“右”了些。作为一个“外行”，王伯伯领导起内行来毫不逊色。有些科研方面的事他确实不懂，但正如殷宏章院士的女婿、原植生所副所长王天铎常说的，他知道向谁去请教，与谁讨论，听取谁的意见。当时科技界曾一度大张旗鼓地批判“白专”道路，批判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主持华东分院党委工作的王伯伯，顺势掀起了培养和造就大批“又红又专”的科技工作者的运动热潮，其中的政治智慧，可圈可点。在一次市委常委会上，讨论和研究科学院运动中出现的事关政策性的问题。王仲良在会上力陈科学家是爱国的，是国家不可多得的人才和宝贝，建议市委要保护朱洗等一批卓有成就的科学家。柯庆施警告王仲良：“你的意见从策略上是可以的，但是你的思想是右倾的！”不久就把他调离了。当时科学家们听说这位与他们朝夕相处的老朋友、运动中为他们遮风挡雨的老领导要调离，还激起了不小的震动和波澜。冯德培先生为此还只身前往市委反映，言众人之不敢言，代表大家极力挽留王仲良。这段感人的情景在沈善炯院士回忆录里面也提及了。一位“老分院”告诉我们，父亲去世那几天，他们听到王院长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痛哭失声，或许是为自己少了一位挚友和知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