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辉的一生——李亚农同志传略
《史林》编辑部
在中国现代历史学家中，有些人是以历史学家终其一生的，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程度上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有少数人，他们既参加了革命斗争，同时也是卓有建树的历史学家。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李亚农，就属于后一类。他的一生，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文化建设事业竭尽了力量，中国现代的史册上应该有他的一页。
李亚农于1906年6月26日生于四川省江津县。江津城依山傍水，是长江边一座风景秀丽的山城。在当时的革命潮流激励下，李亚农的三哥李初梨毅然走出家门，东渡大海，到日本留学，1916年，又把年仅10岁的四弟李亚农带到日本。从此，李亚农开始了在日本从小学到大学的学习生活。
李亚农在日本，先学完小学课程，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特设预科，后来进入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学习。1927年，李亚农在三高卒业后转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李亚农在日本的学习生活是相当艰苦的。由于兄弟俩投身革命活动，和四川封建家庭的关系日益恶化，家里不再给他们寄钱，李亚农有时穷得连饭都吃不上，饿得乏力，只能躺在床上。
李亚农在京都帝国大学学的是哲学，可是他对文学曾发生过浓厚的兴趣，他的美术史研究也是出于对文学艺术的热爱。此外，他对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也十分爱读，对日本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家和革命者十分钦佩。
当时，日本共产党已经成立，所领导的工人运动很有影响。李亚农和留日同学中的一些进步分子秘密阅读马列主义书报，收集传阅日共的传单。他们组织了一个叫“社会科学研究会”的读书会组织，团结了一批进步学生。这引起了日本警察的注意。
当时，李亚农和同学沈起予、李兰合住在帝国大学附近一个农民家里。农民住在楼上，他们3人分住在楼下，生活是相当清苦的。日本警察几乎是两三天就来一次，一来就问：“李亚农在不在家？”如果答曰不在，就要追问到哪儿去了？如果李亚农乘火车到东京去，他们马上也跟着上火车。李亚农不但是进步学生，而且在1927年就在京都帝国大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日本支部的领导下，从事党的革命活动；1929年，日本政府发动了全国性的大检举，30多位中国留学生被逮捕。帝国大学的李亚农、沈起予、史殿昭，三高的于百溪、于鸿才等人，被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监狱。
李亚农虽未判刑，但却从临时拘留的警察署转移到京都府的正式刑务所长期监禁，从1929年到1931年前后达3年之久。在日本法西斯政府的监狱中，李亚农以他的实际行动表现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精神。在拘留所和监狱中，他曾多次遭受严刑拷打，如从鼻孔中灌水，坐老虎凳，面对墙壁用臀部不停地做一个“口”字型的动作，连续达一两个小时之久。灌水时他几次昏厥过去；上老虎凳痛得他大汗淋漓，几天不能直立；做“口”字型动作（这是日本军阀的创造），累得昏倒在地，大颗大颗汗珠滚滚下地，把周围地面都淋湿了。监狱是一所特别的大学，在这里，能够切身体会到什么是国家、阶级、帝国主义……
由于监狱生活的长期折磨，李亚农体质越来越差，最后终于闹病，不进饮食。在这种情况下，经过狱方的同意，由于百溪保释出狱，随传随到。李亚农在保释出来的第三天，在好友的帮助下，脱去学生制服，改穿了一套西服，打扮成普通旅客，从京都搭火车到神户，又赶乘最近一班神户至上海的邮船，启程回国，结束了他在日本16年的学习生活和参加革命的历程。
1933年，李亚农来到上海，后经人辗转介绍，通过沈尹默的关系，到北平的中法大学教哲学，大约一年时间。以后又在北平大学和北京其他学校教过一段书。后来他曾写道：“余返国后执教鞭于北平各大学者约四年余，因故南下。”（《铁云藏龟零拾·序》）1937年，他又回到上海，同1930年就回国的沈起予、李兰住在一起，借了法租界福开森路（今武康路）一个菜农的一座三开间房子，李亚农和沈起予、李兰分住在楼上，留日的同学生活使彼此间十分融洽。
这时，李亚农改名为李旦丘。这个化名是以周公旦和孔丘缀合而成的。他决定把自己的时间、精力转到学术研究上来。1937年，通过沈尹默的介绍和帮助，李亚农进了孔德图书馆。孔德图书馆是法国人出资办的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下属的一个汉学研究机构，沈尹默任馆长，以后又成立孔德研究所，仍由沈尹默任所长，实际是同一个机构。李亚农进了孔德图书馆，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沈尹默希望他多看些目录版本之类的书，因为这同图书馆工作的性质是一致的，李亚农也不拒绝，但他自己的意思是想搞甲骨文、金文之类的研究。这是受郭沫若的影响。1962年，李亚农在《欣然斋史论集·总序》（即《论承前启后》一文）中曾回顾说：“著者在抗战前，本来是喜欢搞一点甲骨文、金文什么的，打算在认识几个契文、金文之后，然后在这些最古老的文字中去研究一点古代社会情况。谁知道一钻进这些甲骨、鼎彝堆中，便乐而忘返，竟把古代社会的研究置诸脑后，研究起中国古代文字学本身来了。”这样，他从1937年开始，利用孔德图书馆的资料，先后写了4本古文字学著作和一些单篇论文。
第一本著作是《铁云藏龟零拾》，孔德图书馆丛书第二种，1939年5月，由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出版。1938年夏天，李亚农从友人那里见到吴振平所藏甲骨拓墨93片，“始屏除百虑，复专心致志于古代文字之探讨”。（《铁云藏龟零拾·序》）这批甲骨原片系刘翳旧藏，有几片已见于《铁云藏龟》，但大多数未经著录。李亚农把这93片甲骨逐一进行考释，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第二本著作是《殷契摭佚》，孔德图书馆丛书第三种，1941年1月出版，由来薰阁书店发行，实际上是由孔德图书馆出资，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的。1939年春，一个书商带了罗振玉所藏甲骨拓墨千余片来到孔德图书馆求售，沈尹默就把它买了下来，并交给李亚农研究。“入秋以后，余始选其文句之较完整者与文字之较值注意者凡一百一十八片，编为是篇。非敢自谓有以贡献于契林，不过保存古代文化之微意云尔。”（《殷契摭佚·序》）该书撰写体例全仿《铁云藏龟零拾》，拓片分为：（一）祭祀，（二）贞夕贞旬，（三）用牲，（四）田猎，（五）征伐，（六）杂卜。
第三本著作是《金文研究》，孔德研究所（此时已改为研究所）丛刊之四，1941年7月出版，来熏阁书店发行。李亚农在这部书的《跋》中写道：“从去年（按：指1939年）十月起，我开始了金文的研究。到今年七月底，大概把上海书肆中所能购买到的金文文献通通看了一遍，间或也得到一些心得。入秋以来，乘着金风送爽，灯火可亲的时候，才提起笔来写。把半年来往还于心中的一些思想写出来，于是乎成功了这薄薄的一本小册子。”李亚农在这本金文著作中，“大胆的来了一个新的企图：即追求文字的构成要素的变化，更进一步而穷其历史的发展。因为这一新企图之故，或许又有人要讥之为‘奇特之士’了。墨守成规，每易获谨严之誉，欲求进步，辄难免奇特之讥。……余虽不敏，也是以追求学术的进步为己任的。对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可接受者无不乐于接受；至其错误，却决不愿盲从。在方法上，也不愿为旧法所囿。不管人家怎样说，宗旨总是如此。知我罪我，任之而已”（《跋》）。李亚农以郭沫若作为自己的楷模，开始注意马克思主义对金文研究的指导，他说：“本书所征引的学说，差不多都出自郭鼎堂先生。鼎堂是著者的同乡前辈。他的《两周金文辞大系》的规模之宏伟，在中国金文学史上，诚所谓迈古超今。一千年来，金文学家辛勤研究的成果，不消说是掇取在大系之中的，而鼎堂自身创获之丰，又有远迈前人者在。因此，我写这本小册子的时候，大概都是利用他的著作。他给了我不少的便利和暗示，这是我应向这位前辈致谢的。”（《跋》）
第四本著作是《殷契摭佚续编》，署名李亚农。该书完成于1941年，也是在孔德研究所期间的著作，“因抗日战争日趋紧张，太平洋事变继之爆发，遂无法付印，乃托友人代为保存”（《殷契摭佚续编·自序》）。1949年5月上海解放，李亚农来上海，“于友人家中寻得旧稿，经此长期战祸，居然未毁于兵燹”（《跋》）。1950年9月以中国科学院名义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成书。此书的甲骨文拓片来源，一是取自画家顾青瑶收藏的1910年前后出土的甲骨而为孔德研究所在1940年所收购的，另一部分是孔德图书馆向上海古董商收购的“近年（按指1940年前后）出土之物”，共收甲骨349片。内容也分为：（一）祭祀，（二）用牲，（三）食货，（四）田游，（五）征伐，（六）天象，（七）贞夕贞旬，（八）杂卜。
李亚农在上海孔德研究所的五六年间，主要的成绩是完成了以上4本古文字学著作。李亚农自己说过，他本来的目的是想以郭沫若为榜样，试图通过对古文字的研究进而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规律。但后来由于抗战的环境和去苏北抗日根据地，他的这一愿望未能实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继续这一未竟之业。李亚农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古文字研究，奠定了他50年代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基础。对于研究古文字学的方法，1940年4月，他在《学术》第三辑用李旦丘的署名发表了《古代文字学的方法论》一文，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科学的方法，是研究学问的必需的利器，同时也是批评研究成果的不可缺少的标准。没有正确的方法，则其研究的结果，不问可知。对于研究的方法没有理解，则其批评必为漫无标准的妄论无疑。这种情形，不单是在一般的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范围内是如此，即在中国古代文字学的领域内亦然。”在这篇文章中，他重申了自己主张的“不仅追求文字的构成要素的变化，更进一步而穷究其历史的发展”（《金文研究·跋》）的观点，大胆地提出文字学和历史学的研究必须“打倒偶像。因为偶像的存在，足以妨碍学术的进步。……对于学术者的先驱者，后来的人固然应该表示敬意，然而敬之必以其道。一味的盲从，这不单是侮辱了学术，并且使先驱者们苦心惨淡建立起来的学术的基础，也不能得其应得的发展”。因此，他认为，即使对古文字学权威罗振玉、王国维的学说，也不能视为“天经地义”。“后来的学者，倘若发现了他的错误而加以纠正，这不仅没有侮辱他，反而使其建立的基础，得以发扬光大。这才是尊之之道”，“千万不要忘记西哲的一句名言，即：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李亚农40年代的这一思想，导致他在50年代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上大胆提出了同当时占优势地位的观点的不同见解。
李亚农除从事学术著述外，还涉足文艺园地。应老朋友、《光明》杂志主编沈起予的要求，李亚农在《光明》第一卷第二号（1936年6月25日出版）《追悼高尔基特辑》上，以李宗文的笔名发表了《高尔基的艺术与思想》这篇文学论文，评论了高尔基文学创作的艰苦历程和作品的现实主义艺术特征，论述了高尔基继承文学遗产的问题。他赞扬“苏联的大众的英雄主义，产生了积极的英雄的文学的典型。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浪漫主义，在高尔基的言论里面，占着重要的位置”。
在上海期间，李亚农有着广泛的交往。他同周谷城、周予同都成了好朋友。当时李亚农在搞自己的契文、金文，周谷城正在撰写《中国通史》。每天晚上，李亚农就打电话约周谷城聊天，有时在家中，有时在外面。他们谈中国史学，谈新文学，谈诗词，谈甲骨文、金文，谈罗振玉、王国维；也谈郭沫若、鲁迅、茅盾、曹禺，谈李达、陈启修、张申府。李亚农对他们有推崇，也有分析和批评。他和周谷城对哲学都有浓厚的兴趣，两个人讨论起哲学问题来更是如大江直下，一泻千里。谈得最多的，还是马克思主义，他们都学识渊博，性格开朗，因此交往密切。周谷城回忆说：“亚农确实学问渊博，而且不褊狭。”他对民初、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学术战线上涌现出来的一批代表人物，都有恰如其分的评价。他的《论承前启后》思想，早在30年代就已经在酝酿了。
李亚农同内山书店老板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交往也十分密切。他一口流利的日语，对日本历史文化熟悉的程度，使内山完造十分吃惊。孔德图书馆要买日本图书，总是要李亚农出面和内山完造打交道。内山完造每次接到书单，就很快地办理，通过日本国内的书店把所购的图书邮寄来，捆扎好，交李亚农带回图书馆。
李亚农回国后虽然暂时失掉了党的组织关系，但并没有离开革命，在当时的条件下，他尽可能为革命事业做一定的工作。1934年，他在北平中法大学工作时从北方来到上海，找到当时在干革命工作的陈同生。陈同生正在过着饱一顿、饿一顿的生活，但最使他们感到困难的还是牺牲和遇难战友的孩子们。他们总不能眼看着革命的后代流浪街头，他们正在为两个十二三岁的革命后代感到无比的忧虑。一天黄昏，陈同生回到家里，房东对他说：“有客人访问您，留下名片。”名片上印的是：李旦丘 四川江津。背面写着：“来访未遇，晚间请留步。”陈同生回到房间里，还不到几分钟，有人敲门。来访者是李亚农。一见面，李亚农就问：“有两个革命同志的孩子，你们感到照顾很困难，交我负责好吗？”他看出陈同生的迟疑，又接着说：“不用客气，我总算是有职业的，虽没有什么富有的朋友，但相识中尚有几位可通缓急的人，这个担子，让我挑着，还是适当的。”这样，李亚农就将两个革命后代带往北平。还有一个例子。当时在新四军工作的沈其震（现中国农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来上海为新四军采购医药，住在李亚农处。李亚农和周谷城为他到处奔波联系，采购了大批药品、医械。后来沈其震又历尽艰辛，用船转运苏北。有一次，李亚农听说船上的药物被查获了，急忙打电话通知周谷城：“沈其震出了毛病！赶快搬家！”周谷城马上转移了住处。一小时后知道这个消息是误传，才放下心来。这两个事例说明李亚农尽管还没有党的组织关系，但他仍旧是在为革命工作，也是在为党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对祖国的命运、民族的前途的忧虑，使李亚农在孔德研究所的书斋生活无法安静。他曾写道：“其后抗战军兴，书斋中坐不安稳了，只好跑到新四军去跟着同志们打游击；光阴荏苒，一打就是十余年，手不握卷者也是十余年。”（《欣然斋史论集·总序》）李初梨后来也说：“他这条路走对了！”1941年冬，李亚农顶着凛冽的寒风，备着简单的行装，来到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抵达苏北盐阜地区的新四军军部。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热情接待了这位曾留学日本的同乡学者，同他作了竟夕长谈，并详细询问了他的情况和工作要求。鉴于我军在对敌作战中俘获了不少日本战俘，很需要有一个精通日语、熟悉日本国情的人去做他们的工作，陈毅军长决定任命李亚农为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负责对日俘的工作。他责无旁贷，欣然从命，不久，李亚农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1946年春，他担任了华中建设大学的校长兼党委书记。这段时间，他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政治工作、高等教育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在担任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期间，李亚农对日本战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工作。
自身的经历和民族的灾难，使他对日本军国主义极端仇恨，但对这批受到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毒害的日本战俘，却以极大的耐心、感人的热诚和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对他们进行感化和教育。他严格执行我党我军正确的俘虏政策，获得了日本战俘的尊重。李亚农对日俘的工作，有严肃的正面教育，但更多的是利用他对日本历史、风俗人情和日本人民心理状态的了解，深入细致地做他们的工作，这使日本战俘易于接受我党我军的教育。日本友人、当时的战俘荻原定司，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多次访问中国。他见到周恩来，都要提到李亚农，深切感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日本战俘的宽宏和感人的教育。
这时，华中建设大学校址设在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淮阴。李亚农任校长，夏征农任副校长，孙叔平任教务长。教职人员大多是来自上海和敌后各根据地的知识分子。先后到校的有宋之的、车载、芳信（蔡芳信）、刘汝醴、黎冰鸿等20多位教授。学生有100多人（一说有300多人）。李亚农对华中建设大学有很长远的设想。他认为，学校不仅要办文、理各科，还要办工学院，以培养未来的中国经济建设的专门人才。一幅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宏伟蓝图已在他的脑海中形成。李亚农决心运用一切可能的力量办好这所大学。他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的工作上，李亚农有他自己的理由，他说：“我要团结一批教授。要办好一个学校，没有一批教授不行，当时，人们找不到他，办公室同志的回答往往是：“到×教授家里去找！”李亚农重视知识分子，从华中建设大学对教授们的待遇上也反映出来。有些教授受到较高的待遇，感到内心不安，找李亚农谈心，主动要求待遇同于一般干部。他说：“不能这样做。对你们应该照顾。你觉悟高是好的，但你如果要求减薪，人家就显得落后了。”说得非常实事求是，令人心悦诚服。
正当学校的教育工作全面筹备之际，置国家民族的前途于不顾的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全面内战。华中建设大学不得不在保留体制、实际上完全不可能开展工作的情况下，随部队分批转移，只留下夏征农等同志在敌后打游击。华中建设大学随大部队到山东后，把为数不多的学生分配到各机关、部队，只留下以教授为主的教职员工队伍，由李亚农带队，再随部队向北转移，到烟台、威海卫一带。国民党军队从海陆两路包围了这支队伍。李亚农和华中建设大学一批教授同大队伍一起，借助于两只机帆船，突破了反动派用炮艇设置的海上封锁线，到达苏联红军早在1945年秋就占领了的大连。在大连，李亚农继续进行团结、教育、救济日俘和日侨的工作，并通过“博古堂”（为了防止文物流散，李亚农请示上级，在大连开设的文物商店），收购保存了一批文物，包括罗振玉所藏的甲骨在内。此外，还开了一个咖啡馆，作为工作和联络的据点。我们手头有一份日本人写的回忆文章的译文片断（这是李亚农保存的仅有的一份文字材料，由于残缺，已无法查出日文原件），不知作者是谁，文中写道：
“1948年1月初，石堂委员长（按：当时在大连负责日侨工作）向我联络说：‘中共的建设大学校长李亚农先生目前来到大连，急于想和您会面，并要我介绍。李先生有话对你说，对于中央试验所的开始生产（按：指作者建议生产酒精和DDT以解决在大连的日本人生活困难一事）是有利的。’这一次会面，在第二次日本人回国为止的约半年期间内，对于中央试验所工作人员的生活困难的缓和上，产生了非常有利的结果。”
“李先生以精练的日本语，静静地和我谈话。他说：‘为了防止中国美术品的散逸，日下在大连市内经营了一个“博古堂”古董商店。去年底曾和关谷直司博士参观过中央试验所，当时关谷博士曾谈到所内人员生活困难的情况，我正在考虑援助。关谷博士是博古堂的总顾问，请你和他商量，研究一个办法。’”
在李亚农的直接帮助和苏联方面的同意下，这批日本人终于通过每月生产2400公升无水酒精和50公升DDT的办法，解决了生活困难，报酬由博古堂支付。“津贴的数额，不分中、日国籍，平等支给。”“中国人对我们的感情和态度因此也有显著好转。”以后，在大连的日本人分批被遣送回国，有少数人被留用。“苏联方面的留用者，其薪金一如从前；而中国方面，则除本薪和以前一样以外，还发给超出本薪数倍的技术津贴。”
接着，作者又写道：
“九月初，博古堂送来李先生的信，内容是：‘我已奉命离开大连，祝各位日本人健康并工作愉快。’我们所敬慕和信赖的李先生，就这样突然见不到了。李先生不仅委托博古堂解决了中央试验所工作人员的生活困难，而且对遗留下来的日本人屡次表示了他的好意。例如经营‘吃茶店’和日本料理店，提供了我们休息的场所；又如将日本人每次分成几个人的小组一同晚餐，进行恳切的谈话；或者命高级科学家、技术人员提出专题报告，各赠以几万日元的酬劳；或者委托为博古堂的顾问，每月支付二三万日元的顾问费等等，真是不遑枚举。”
“我们的愿望是：假如（日本人的）科研移交给中国管理，则所长一职务必由李先生来担任。李先生的突然离开大连，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打击，一时茫然不知所措。”
这篇回忆所记是李亚农转移到大连的情况，可以看出他对日本战俘工作的细致和深入，也可以看出战俘们对他的感激之情，亦即对我党的感激之情。
1948年9月，李亚农奉命离开大连，重新来到陈毅身边。他被任命为华东研究院院长，为今后接管上海的科学文化事业积极做好准备工作。这一年，李亚农刚满42岁。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经历了解放战争洗礼的李亚农，带着一身战火的烟尘，以军管会代表的身份踏进了上海市区。李亚农的工作重点是负责接管并主持上海科学机关的工作，先后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华东办事处主任、高教处副处长、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这既是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也包含着自己对祖国科学文化事业的热爱。他全力以赴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为建设上海的科学文化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我们特别要提到的是，当我们今天参观上海博物馆、在上海图书馆查阅图书资料时，不能不想到李亚农。这两个科学文化单位能有今天这样的规模，在国际国内有着巨大的影响，是在当时上海市长陈毅的关怀、在李亚农直接领导下组织筹建的结果，浸润着真正热爱和重视科学文化的共产党人的心血。
先说上海博物馆。
新中国成立前，上海在虹口横浜桥有一个规模不大的上海市博物馆。此外，还有属于法国人的震旦博物院和属于英国人的亚洲文会博物馆。上海一解放，陈毅就以军管会的名义，批准接管这3个博物馆的机构及其全部文物，由李亚农具体负责这项工作。为筹建上海博物馆，李亚农认为，横浜桥的馆址太小了，同新上海博物馆的规模不适应，经请示陈毅，决定另择新址。多方寻找，最后选定南京路的跑马厅大楼，作为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图书馆的馆址。关于办博物馆的原则，李亚农对负责筹建上海博物馆的杨宽说：“博物馆的人员，我不安排，由你安排，否则你无法工作，经费也由你主管，我只管原则方针，相信你会管好的，你要大胆工作。”在他的直接支持下，文管会不仅截留了大批几乎流往海外的珍贵历史文物（如包括山西浑源出土的春秋时代的珍贵铜器在内的17大箱古物），保留了一大批外国人办的汉学研究所保存的中国历史文物（如孔德研究所保存的一批甲骨和安特生收集的仰韶时期的彩陶等），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文物价格低廉的情况下，收购到大量私人收藏的传世文物，一些著名的收藏家也主动捐献收藏的大量文物，包括举世闻名的“大盂鼎”在内，所有这些，极大地丰富了上海博物馆的馆藏。文管会还团结了一批从旧中国过来的有贡献的老知识分子，担任副主任委员的徐森玉，是著名的文物专家，在国内外都有一定影响；担任委员的有沈尹默、顾颉刚、沈迈士等。李亚农是专家，是内行，他对待祖国的文物精华视同自己的生命。当时有些南下干部不了解文物的意义，说：“这些是什么东西？破铜烂铁！”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根本不应该花钱买这些东西，有一些干部还认为“这是搞古董”的流言，反对收购、保藏文物，使具体做这些工作的同志十分为难。李亚农坚决反对这种说法和做法，他的工作得到陈毅的大力支持。他对做具体工作的同志说：“你不要怕，陈老总是支持这项工作的。如果我们现在不搜集，散失了就太可惜了。这是祖国的文化遗产啊！”深切热爱祖国文化的陈毅，不仅在原则上坚决支持，而且在经济上给予支持。他同意李亚农的要求：文管会和文化局的经费比例为1∶2，文管会当时是上海市人民政府的直属机构，下属只有两个馆：博物馆和图书馆，却批准了100亿（合今100万）元人民币的经费。后来打报告追加，陈毅批准从“特别费”中开支。陈毅还亲自为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图书馆题写了馆名。他一听到上海博物馆入藏了珍品，就要李亚农陪他到博物馆来看，一边参观，一边兴致勃勃地问这问那，为这些文物重新回到人民手里由衷地感到高兴。收藏着大量珍品的上海博物馆的基础，就是在陈毅的亲切关怀和李亚农的直接领导下从1952年开始奠定的。
再谈上海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于1952年7月正式开放。李亚农在筹建上海图书馆期间，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上海解放前夕，陈毅对他说：“要组织力量加强对上海的文物、图书的保护，因为上海也是书海。”上海解放，军管会接管了位于福州路（今水产公司楼上）的上海市立图书馆。但这个图书馆藏书很少，李亚农认为远不能和上海的政治经济地位相称，决定另行成立上海图书馆，使其名副其实地成为华东地区最大的图书馆。为此，文管会拨出专门经费收购、搜集图书。上海图书馆的藏书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接收的敌产，（二）藏书家们捐献的藏书，（三）亚洲文会图书馆的外文藏书（此时图书馆已由中国人管理），（四）徐家汇天主堂藏书（解放后藏书楼军管，后移交给文化局，1953年再移交给上海图书馆）。此外，再加上收购的旧书，以及解放区出版的图书。李亚农经常讲：“我们办的是社会主义图书馆，不是藏书楼，应当让成千上万的人来看书，让图书发挥作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科学研究服务，为群众服务。”上海图书馆在这一指导方针下，名副其实地成为一个大型图书馆，对上海和华东地区的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个大型图书馆的基础是李亚农在陈毅领导下奠定的。
李亚农在上海科学文化事业方面的第三个贡献，是筹备成立上海史学会和上海历史研究所。
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上海史学会）由郭沫若委托周谷城筹划，是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界最早成立的学术团体，成立于1952年，李亚农为会长，周谷城任副会长，史学会成立时有50多人，会员都是有一定学术成就的史学研究工作者或教学工作者，在当时的史学界仅次于北京史学会，有一定的影响。
1956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处，李亚农任主任，参加筹备工作的，还有罗竹风、周予同、杨宽、徐
等。1959年，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处划归上海社会科学院，改称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亚农任所长。从上海历史研究所开始筹备时起，他从筹建方针到人员，都十分关心，他说：“办历史所，一定要找有真才实学的人，不能要滥竽充数的人。”在学术研究上，他主张应当按计划、有专题，踏踏实实地去搞，他认为，办个有三四十人的小所就可以了，照日本人的办法，20个人就可以办一个所，一个研究员带两三名助手，就可以有成品，故人不在多而在精。每个研究人员进来都要经过严格的选择。办好历史所的方针有两条：一是要搜集人才，二是要建设一个好的图书资料室。此外，他还提出要出研究集刊，以发表学术成果，造就科研人才。李亚农讲的这几条，说明他完全懂得办好一个科研机构的规律和特点。
李亚农对上海科学文化事业的这些贡献，是同他对科学、对知识、对知识分子的正确认识和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分不开的，他不仅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又是我党懂行的专家。他能够很好地把党的方针政策和本身是专家的特长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充分发挥党和国家对科学文化事业和知识分子的领导作用，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为新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
李亚农首先要求知识分子努力工作，刻苦钻研，把自己全副精力投入事业中去。有一次，历史所几位中青年研究人员去看望他，他一一问了姓名、年龄。当他得知这些同志都没有超过40岁时，说：“好，你们每天夜里不过十二点不要睡觉，要发奋努力，刻苦钻研，坚持不懈。”同时，他又认为，要给知识分子以好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使他们能安下心来从事研究工作。李亚农时常引用列宁如下一段名言：“对于专家，我们不应当采取吹毛求疵的政策。这些专家不是剥削者的仆役，而是文化工作者，他们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为资产阶级服务，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都说过，这些人在无产阶级社会里是会为我们服务的。在这个过渡时期内，我们应当尽可能地使他们有较好的生活条件。这将是顶好的政策，这将是最经济的办法，不然的话，我们节省了几亿，却可能丧失甚至用几十亿也不能补偿的东西。”[1]他主张，科研机关不仅要配给科研人员以比较宽敞、安静的住宅，而且在科研机关内一定要大搞绿化，留有较大的空地，因为新鲜的空气对于脑力劳动太重要了。他屡次说，这不是我的意见，是列宁的主张。对科研人员他主张要排除一切干扰，让他们静心搞科研。在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期间，有人反映：某研究人员上班坐在写字台旁，手捧小茶壶，眼望窗外，不干事。同志们对此有些意见。有一次，所领导人向李亚农谈起这件事，李亚农反诘说：“你管他干什么？他在思考问题嘛！”李亚农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今天看来是完全正确的。
新中国成立前，李亚农在上海曾写下4本学术著作，他的本意是想在古文字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这一愿望当时未能实现，但他雄心不泯灭。新中国成立后，他一方面根据党的方针，整顿和发展科学研究事业，一方面积极地为重新开始自己的科学研究做准备。他决心通过自己的研究，探索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发展阶段，并根据丰富可靠的资料来具体分析中国历史发展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状况和特点。用他自己常说的话，就是要替中国历史的发展划出一个大体的框框。为实现这个目标，李亚农在繁忙的领导工作和严重的病痛中，连一分钟也不放过，有时就在汽车内阅读资料。从1952年开始写《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一书，直到1962年病故，10年中写了5本系列性的约70万字的学术著作，这还不包括其他单篇论文在内，表现了一个革命战士在学术战线上奋战不懈和坚韧努力。李亚农自1949年到上海工作后不久就患了风湿性心脏病，健康状况日趋恶化，后来又患了肺癌，常常是边吐血边写作，氧气瓶和急救药不离身边。他的著作是在同疾病进行顽强斗争的过程中，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克服重重困难写出来的。他常说：“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必须这样做，才不算白活一世。”“要改变我们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态，我们科学工作者必须加倍努力，急起直追，不可有一点松懈。”
《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初稿写成于1952年。这部书是李亚农对中国历史进行系统研究的开端，也是他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一个“绪论”。在这本书中，他初步提出了中国古代史分期的一个大纲，对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状况描绘了一个轮廓，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有待于进一步探索的关键问题。书稿写成后，先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铅印出来，在上海史学会和同行中进行讨论。与会者分5个组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李亚农诚恳地说：“这是我解放后第一本著作，肯定有许多缺点、错误，希望大家批评、指正。”与会者畅所欲言，有的指出内容上的缺点，有的指出材料上的错误，有的补充了资料。作为上海史学会会长的李亚农虚心听取意见，发扬了学术民主，鼓励了自由讨论的风气。根据这些意见，李亚农做了一次认真的修改，才正式由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部书最重要的观点是作者提出了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的见解：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周宣王时代（“宣王中兴”）。李亚农指出：“中国的奴隶制社会，在周灭殷以后，还存续了将近三百年，周宣王以后，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走进了典型的封建制社会。春秋战国的封建制社会，又存续了五百余年，而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欣然斋史论集》，第207页）《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出版，奠定了以后4本书的基础。
《周族的氏族制与拓跋族的前封建制》，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9月出版。距前一本书的出版只有四个月。“写这本小册子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根据春秋、战国以及汉初的文献来尽可能明确叙述周族的氏族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一个是研究氏族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接触的时候会发生怎样的影响。”[2]他指出：“春秋战国以及汉初的文献，由于成书的时代较晚，我们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就很少利用或不敢利用这些资料来研究古代人的原始生活和社会制度，其实这些文献中保存着丰富的古代生活的变形、痕迹和古代中国人的思想意识。”[3]“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等书，是研究周民族的原始生活的极其重要的文献。”[4]李亚农在这本著作里理论上的重大贡献，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批判地研究《周礼》《仪礼》《礼记》和汉初的其他历史文献，探讨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法制度，相当透彻地剖析了中国古代宗法制度的特征、渊源和作用。
《殷代社会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6月出版。这部书的写作目的是“想把殷人的社会生活重建起来。”[5]他除了利用郭沫若、胡厚宣的著作和郭宝钧的发掘报告外，还利用已去台湾的董作宾、石璋如著作中的材料（这在50年代是不容易做到的）。这是一部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撰写的商代社会史。李亚农从殷人的社会组织着手，从殷代的社会经济基础出发，分析了殷代奴隶主国家的形成和文化、艺术、意识形态，介绍了殷代奴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值得称道的是，这部商代社会史以明白晓畅、生动形象的文字，栩栩如生地再现了殷代社会历史的某些场面。李亚农的史识和史才，在这部书中得到了表现。在该书的《跋》中，李亚农论述了他自己关于中国古代奴隶社会的观点，对古代东方奴隶制、土地国有制、井田制等学术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西周与东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11月出版。这部书是《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一书的补充，着重研究西周和东周两个历史阶段的区别和不同特点，进一步说明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的具体过程。李亚农为此曾广泛地搜集资料加以钻研，他具体分析了西周和几个诸侯国家（齐国、鲁国）奴隶制的特点，对周初民族的分析与黄土层、生产工具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说明，还论述了周宣王的政治改革对周代从奴隶制转变到封建制的作用的意义，进一步剖析东周政治上的封建割据和经济上的封建领主制的特征，以及知识分子的出现、封建思想产生等问题，最后以中华民族的形成归其宗。作者在这本书的正文和《跋》中对史学界争论的许多问题（如“夏政”与“商政”、“周索”与“戎索”、“不籍千亩”和“料民太原”、中华民族的形成等问题）以及史料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的封建领主制和地主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5月出版。这本书的出版距《西周与东周》一书的出版差不多有5年时间，原因是“由于著者的健康日趋恶化，写作进度迟迟，就是这样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从起稿到完稿，也整整花了一年功夫；而在这一年之间，几与阎王老子见面者，不止一次，幸幸而药石有灵，一次一次地把阎王差遣来的无常赶回去了，并且撕毁了他的勾魂符，好容易留下了这条性命。此书得以付印，可谓侥幸之极”。[6]李亚农是在经常咯血的情况下撰写这本书的。每当病情严重不得不停止工作，他就考虑如何抓紧时间完成研究计划。他常说：“和疾病做斗争，争取多活一天，就是为了多做一天工作，否则就是白活。”他终于在与疾病做斗争的艰难过程中于1961年春写完了这本书。由于体力不支，脑力不济，确实使这本书在结构上有语焉不详的缺点。但是，这本书创见颇多，李亚农对自己过去的看法做了重要补充。他不仅阐述了中国封建社会分为领主制和地主制两个阶段的观点，特别是集中论述了中国古代的农村公社，对中国古代史上这一重大的历史命题提出了新见解。例如，他不仅论述了氏族公社制，还研究了奴隶社会里的村社制度，探讨了户口编制基层组织的里社关系，逐一分析了农村公社中的社神、社宫、社祭、社供等涉及社会本质的问题，精辟地论证了农村公社的残骸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所起的作用。虽然由于作者病重，不可能对这些问题搜集更详细的材料，做系统细致的论述，但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对这些没有充分探索的问题联系中国历史实际做了较系统的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无论是在史学理论上还是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上都是重大的贡献。李亚农常说：“科学研究，重在创见。”他的历史研究实践，是遵循这个原则的。
经过10年的努力，李亚农终于把自己预定的研究计划完成了，但他没有息笔，仍要回头改订自己的旧作。他说：“拿研究的进程来说，现在恰好告了一个段落，是应该回头改订一下旧作的讹谬的时候了；拿著者的健康状况来说，当此驹隙留光、命如朝露之际，也应该是把旧作通盘拿出来整理一下的时候；假如在纠正旧著的乖谬之前，竟淹忽下世，则贻误后来读者的责任，是逃不了的。”[7]于是，他在出版社编辑和杨宽、唐长孺等友人的帮助下，对5本著作着手修订和补充。经过一年时间，终于把5本书修订补充成功，合编为《欣然斋史论集》（再版时改为《李亚农史论集》）。在严重咯血的情况下，李亚农为《欣然斋史论集》写了一篇总序：《论承前启后》。这篇具有鲜明个性的宏伟论文，首先发表在《学术月刊》1962年6月号上。在这篇不单是历史论文、又是哲学论文的文章中，李亚农着重论述了科学研究上如何承前启后的问题。他通过自己研究探索中国历史规律过程的回顾，说明在科学研究中必须“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努力”，“其所以要去粗，主要地为了取精；其所以要去伪，主要地是为了存真，其所以要排除毒素，主要地是为了吸取营养”。批判的继承和新的探索，是这篇文章的主题。他通过马克思吸取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论的例子，通过康德哲学的历史命运的变化，说明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外国的文化遗产，都不能简单地看成是糟粕。他说：不能把康德哲学看成是“一无精华可取的糟粕”，大胆提出“现在是应该谈一谈康德的伟大的时候了。去其粗而取其精，并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面来发展无产阶级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时候应该到了”。“要创造新的，就必须继承过去一切值得继承的；因为这样做，不单是可节省许多劳力，更重要的是能够避免走错路。”“要创造新的，就必须继承旧的——把过去一切值得继承的精华全部继承下来，这是任何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藉以发展的前提，历史科学当然也决不能例外。”李亚农认为，对中国的汉学和宋学，对王国维、古史辨派，都不能否定他们的价值，都应有他们的地位。这些论点在今天看来并非宏论，但在60年代初期却是离经叛道的“谬论”。对此，李亚农并不在乎，正如他在文中所说的：“著者在这一点上，颇有勇气；笑骂由他笑骂，文章我自写之。”但是，随着“左”的思想影响越来越厉害，在李亚农逝世后出版的《李亚农史论集》中，这篇序言被删去了。后来重印这部书，也没有补上这篇序言。希望此书再印时，序言能“完璧归书”。
李亚农的学问兴趣是多方面的，除了古文字学、中国古代史是他的专长之外，他对哲学、美学、文学都有广泛的兴趣。在他的古史研究告一段落以后，他又定出一个从事中国美术史研究的计划。在严重咯血的情况下，他写成了一篇2万字的论文，评论宋元之际的著名画家钱舜举，这就是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1962年11月出版）上的遗作《论钱舜举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李亚农留下的美术史论文仅此一篇，但从这篇论文中完全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美术史的高深造诣和艺术修养，李亚农本来是可能留下一部系统的中国美术史著作的，可是，他的健康状况太坏了。即如这篇论述钱舜举的文章，他本来准备“加上两节研究舜举的时代背景及其传记”，但“由于笔者的健康状况，当写作此文时，是在一段文章一口血的严重情况下写成的，若要作更进一步的研究，实心有余而力不足”。[8]这是李亚农的最后两篇文章，也是一篇未完成的著作，在他本人看来，是不满意的，曾经明确表示还要修改，可惜不久就去世了，终未能如愿。
李亚农在学术上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也有自己的看法，从不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当他因健康等原因不再担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主任的职务后，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的领导同志和科学家还常常去看望他，向他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李亚农时时把科学家们的意见记在心上。1961年夏，李亚农到北京休养，住在西山亚洲学生疗养院。当陈毅去看望他时，李亚农直率地反映了上海科学家们的意见。陈毅非常重视。不久，他就向当时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转达了李亚农的意见。不料，这个负责人不仅听不进去，反而大发雷霆，说“李亚农造谣”。李亚农对当时在中央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陈伯达、康生非常讨厌，他常对家属说：“他们实际没有什么学问，却装得懂得很多。”对他们表示了极大的蔑视。由于这个原因，李亚农逝世后，家属曾向李初梨提出，治丧委员会名单中不要列陈伯达、康生的名字。李初梨很为难，说名单只能由组织上决定，家属不宜表示异议，这才保留了陈、康两人的名字。
不间断的写作与研究，加剧损坏了李亚农本来就多病的身体。1959年以来，他的心脏病日趋严重。1962年2月，曾反复咯血约一个月。4月、5月两次进行胸片检查，发现左肺有一圆形阴影，经专家会诊，一致认为是肺癌。但因李亚农心力严重衰竭，肺功能差，不能作支气管镜检查和肺癌切除手术，只能采取保守疗法。8月中旬以后，由于心肺功能严重衰竭导致大脑缺氧因而精神失常。9月1日夜起，气急加重，坐立不安，痛苦万分，于1962年9月2日下午1时15分病逝。终年57岁。死后尸体解剖，已发现肺癌广泛转移于脑部、肺门、纵隔膜、胃小弯、右锁骨、左心室、左肾上腺等处，脑球已成渣状。李亚农生前就是在这种严重疾病状况下从事令人惊讶的科学研究的，他最后一篇文章的写成距去世仅5个月。他在疾病的折磨和死亡的威胁中，之所以在科学研究上取得了比一般健康人更多的成果，在于他有着顽强的革命意志，有着坚持不懈的严肃认真的治学精神。他为历史科学工作者做出了榜样。李亚农用自己不长然而却是光辉的一生，在中国革命史和史学史上留下了一份值得后人纪念的业绩。在庆祝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建所30周年之际，我们谨以此简略的传记表示对李亚农的怀念。
（本文写作之前，我们希望能做到尽可能真实，曾做过一些调查访问，名单如下〔按姓氏笔画排列〕：于百溪、史存直、刘汝醴、沈以行、沈迈士、李兰、李小龙、李芳馥、陈修良、吴绳海、周谷城、洪廷彦、张玫、杨宽、蒋德乾、黎冰鸿。这里谨致衷心的谢意。）
（原载《史林》1986年第3期）
【注释】
[1]《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6页。
[2]李亚农：《欣然斋史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20页。
[3]李亚农：《欣然斋史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14页。
[4]李亚农：《欣然斋史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17页。
[5]李亚农：《欣然斋史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99页。
[6]李亚农：《欣然斋史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73页。
[7]李亚农：《欣然斋史论集·总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8]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中华文史论丛·作者声明》第二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