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谁谋幸福——写在父亲杨永直诞辰100周年之际
杨宁生
今年是父亲杨永直诞辰100周年，回顾他的一生，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在《为谁谋幸福》一书中阐述的人生意义。
父亲原姓方，名璞德，出身官僚地主，是“桐城派”名家方宗诚的曾孙。他享有优渥的家庭物质生活和浓郁的传统文化熏陶。然而，封建大家庭中固有的虚假和远离时代生活的禁锢藩篱，使他感到窒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封建制度和腐朽意识的批判，使他觉醒，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更使他对蒋介石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愤怒不已，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却充满着期待与向往。他从“桐城派”世家中解脱出来，投身风云际会的社会洪流。
在父亲参加革命之前，他的三哥方琦德、四哥方珂德，都是“一二·九”运动时期清华大学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在他们引领下，父亲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认识到，唯中国共产党没有自身的利益，为人民谋幸福就是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最高利益和终极目标。1935年父亲就读于中央大学实验附属中学高中部时，在南京参加“一二·九”运动，担任南京学联的负责人。1936年父亲就读复旦大学新闻系时参加“民先”投身革命工作，翌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8月，父亲奉时任重庆市委书记廖志高令到四川江津建立被敌人破坏的地下党组织，因身份暴露撤至延安。1941年5月14日，父亲参加延安《解放日报》的创刊工作，先后担任采访部、通讯部、国际部副主任、主任。从此他战斗在党的宣传、新闻和理论战线。
革命会有曲折，革命者会经受磨难。1943年初，正当父亲在延安《解放日报》忘我工作时，康生等人搞起了“抢救运动”，父亲因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又在国统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被隔离数月之久。面对考验，父亲坚信党组织一定会查清问题，绝不会冤枉自己的同志。问题查清后，父亲重又精神抖擞地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经过这次考验，父亲更加坚定地意识到，在实现“为人民谋幸福”崇高理想的征程中，不仅要有革命热情，更要有一种不怕被误解、不怕受委屈、不怕被审查、不怕遭磨难的献身精神。这才是革命者的品格。
父亲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任上时，正值“文革”的发生，他首当其冲遭到严重冲击，对他的批斗不下千次，身心备受摧残。但他依然坚信中国共产党像大海一样，具有自我净化和自我调节的能力，完全能够自行纠正历史中的错误，坚持正确的方向，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宗旨而绝不改变。
父亲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在延安整风中，他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还和博古等同志在延安清凉山的窑洞里，探讨中国文化的各种学术思想，因为在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后，就更相信中国革命理论的产生，必然会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渊源，有如他的伯曾祖父、桐城派文学家和理学家方东树在批判清代汉学家对“实事求是”的论述时，明确提出“夫即物穷理，非即实事求是乎”的论断，这是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将“实事求是”与“即物穷理”两个命题有机地统一起来，提高到哲学认识论的层面来理解。而毛泽东同志的论述，更是对“实事求是”这一古老哲学命题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改造，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武器。
父亲在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后深刻认识到，要实现“为人民谋幸福”的崇高理想，就必须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父亲看到在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排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干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战胜利，推翻蒋介石腐朽政权，建立了新中国。父亲感到自豪的是，亲身参加了这一“为人民谋幸福”的伟大的历史实践和社会革命。
“为谁谋幸福”是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后思考得最多的问题。尤其是当他看到和听到一些干部、群众和青年在什么是幸福的问题上，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和错误思想时，他就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于1963年撰写了一本《为谁谋幸福》的专著，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肃批评了那些只为个人或小团体“谋幸福”的错误思想，提出了“为人民的社会主义贡献出自己最大的力量”，既是“集体的幸福”，也是“个人的幸福”。文章中，他明确地指出：“在我们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而奋斗时，个人的幸福亦在其中矣！”
父亲这本《为谁谋幸福》的著作，当年两次印刷，共发行6.5万多册，在干部、群众和青年中引起极大反响，我们姐弟三人更是深受教育。记得在2002年12月，母亲在弥留之际，给我们留下的遗言中，就有“要真正懂得为谁谋幸福”。父亲的信仰就是我们弥足珍贵的家风和人生的方向！
（作者系杨永直之子，杨永直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上海社科院院长、《解放日报》总编辑）
（原载《解放日报》2017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