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骝谈李亚农
采访对象：李小骝（李亚农之子）
采访地点：上海社会科学院总部图书馆
采访时间：2018年7月24日
采访者：荆有为
提问：李老师，您好，您可以先谈谈您心目中对父亲的印象吗？
李小骝：在我心目当中，父亲的印象，他是一位党内的知识分子干部，更像是一个文化人。他自己也说他是读书人，和当时社会上弥漫的一种极左思潮格格不入的。所以，我们兄弟几个从小就或多或少体验到一种莫名的担惊受怕。父亲病逝时我还很小，才10岁。总觉得他说的话和外面听到的好像有一点不对劲，挺担心的，就怕出问题。
这段经历等到我成年了，到科学院工作了，他的那些独立思考、思想和看法，对我影响至深。我在研究所担任了十多年的领导工作，对“左”的东西天生的反感，避之唯恐不及，少年时期在父亲身边的耳濡目染影响是很大的。
再有一个，我想特别提一下就是父亲他对史学研究的热爱和兴趣，可能要超过党务行政管理工作。他在史论集的序言里就提到了，30年代搞古文字研究时乐不思蜀，抗日军兴书斋里坐不安稳了，他就和同志们一道去打游击。这方面的情况在后面的谈话里我们可能还会提及。
新中国成立以后，父亲担任的工作是十分繁重的，陈老总对父亲信任有加。当时他除了委派父亲去接管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包括北平研究院）在华东、沪区各所，大约十来个所吧（当时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也就十几个所）。同时，又负责筹备成立了上海市文管会，创办了上海市图书馆、上海市博物馆。工作忙，身体又极差。在日本坐了3年牢，落下了风湿性心脏病的病根，频繁发作。即便在那个时候，他居然还忙里抽闲尽量挤出时间写史学方面的书。这只能说是他的兴趣所在了。后来可能是科学院考虑他的身体，在1956年前后，基本让他从党务行政领导岗位上解脱出来。明确由他负责筹备成立上海历史所。具体的工作交由所里其他领导负责，一些大事还是到我们家来开会商议。从此父亲不再上班，基本上就是在家里养病了。
养病期间父亲仍笔耕不辍。他写书的习惯是晚上写书白天休息，跟我们亲属是完全倒了个个。直到他生命临终之前，肺癌细胞已全身转移了，人都瘦的不成样了，氧气罩一刻都不能摘了，书也举不起了，一咳嗽痰里都有血丝。实在无法，父亲让科学院小工厂做了一个书架，放在床上，强打精神，硬撑着看资料书，修改他的旧著，他总是说要对读者负责，这种生存状况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刻。这一点给我们兄弟几个留下强烈的印象，十余年如一日，常年的病痛环境下仍然坚持不懈，只有父亲对我国史学事业充满着无比热爱和浓厚的兴趣，才能做到的。
提问：据我的了解，1945年6月，李亚农先生还在新四军敌工部吧？
李小骝：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
提问：这个事情您有了解吗？
李小骝：我仅有的了解也是看资料，这个资料好像有两个版本。其中一个版本是1945年末，当时是邓子恢，一位新四军领导，政治部主任兼校长，父亲是副校长。然后到1946年，国内战争重启，乌云又密布了，邓子恢组织上另有重用，父亲转任校长兼党委书记。还有一个版本，校长是华中局宣传部长彭康兼任，副校长是张劲夫。他们二位的任职在前。1945年6月是哪一届班子，我就不清楚了。
提问：这个学校是什么？
李小骝：抗战之后是这样，1945、1946年，当时国共双方边和谈边备战，各方都在努力争取更多的知识分子、建国的人才加入。我们党为了建设新中国，培养和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延揽人才的任务刻不容缓。所以，新四军创办了一个不同于以往一般的干部轮训的党校，而是多学科设置、相对正规的华中建设大学。
提问：您有印象李亚农先生跟社科院的学生或者同事之间有什么故事您了解的吗？
李小骝：提到这个，印象应该比较淡薄了，因为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才10岁。记得常来我们家的一些老领导有，历史所的奚原书记，徐
副所长，他既是一位老资格的党员干部，同时也是一个学术方面很有造诣的专家。还有就是杨宽先生经常来，给我的印象讨论写书这方面的事。其他印象就很淡了。总之，父亲对研究所究竟应该如何办，他的想法是比较成熟的。我个人认为这些见解可能并不是他个人的创建，而是一些国际上通行的办所的规律、常识。比如做学问的人要少而精，要有真才实学；研究所要有一个好的图书馆便于研究人员查阅资料；还要有很好的绿化环境，研究人员都是脑力劳动者，他特别强调绿色有氧的环境对研究工作来讲太重要了。这些观点我理解跟国外的一些办所理念，很多地方都是相通的，他受这个影响也是很大的。
因此，当时上面总有一些人，包括不少群众认为他这些思想是右的，我想在那个年代这也是很自然的。他从来不赞成把研究人员搞得很多，认为人多未必能出好的学术成果。说到这里我想提一下我曾工作过的科学院生化所，60年代人工合成胰岛素搞大兵团作战初战以失败告终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最后还是科学院党组张劲夫等老领导听取了我们一位了不起的老科学家王应睐的意见，精干了科研队伍，全国范围仅保留了4个研究小组，科学组织分工合作，科研才出现了重大转机。国际首创人工合成胰岛素终获成功，再次证明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都应遵循客观规律，急于求成搞运动、搞浮夸只能是欲速不达。但是，这个主张同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显然是格格不入的。
提问：还想请您讲一下，简单讲一下他的一生重要的时间节点，包括像几几年出生在什么地方、几几年在求学，从头到尾点一下时间点就可以。
李小骝：好的。说到主要的一些经历，我倒还是做了一些功课，查了一下。是这样，1906年父亲出生于四川江津县，一个破落地主家庭。父亲、三伯父对我的爷爷总体上说是负面印象居多，但是唯有一点，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愿意把他们都送出国留学培养是相当开明的，他们为此感激他一辈子的。
第二点，就是有一些关于父亲的传记也好，文章也好，提到父亲到日本留学年纪很小，1916年那年才10岁，是我三伯父带去的。三伯父李初梨也是党内一位老同志，他和我父亲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可能还是一个同行，抗战时期他是八路军敌工部的部长。后来看到了一些资料，这个倒是听伯父自己讲的，父亲1916年东渡日本是一个叫漆树芬的同乡带去的，他是国民党的左派，国民革命军的一位师长，后来被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应该说这段史料是比较可靠的。
提问：年纪很小。
李小骝：10岁，现在我都不可想象，小小年纪怎么敢去的，好在我的二伯父当时也在日本留学，因为从小过继给一个富裕人家，他自然年长一些，会有一些钱物方面的帮助。但是毕竟10岁呀，在日本平日都由谁照顾，怎么生活，还是贪玩的年纪如何自觉学习，真是不可思议。听到有些长辈说起，父亲饿的时候只能经常喝自来水，或偶尔到同学家去蹭一顿，兜里没钱苦不堪言。直到考取了官费生，父亲的生活才有了着落。
提问：我一直印象他可能跟大多数留学的人，18岁、20岁左右出去的，没想到他10岁，在别的材料里面没看到。那他在日本的时间也是很久了？
李小骝：很久，所以他回国的时候中国话都不大会讲，这是一个日本人的文章当中提到，他因为从小就在那边，熟练运用中国话那还是后来的事。
提问：他回国的时候有20岁吗？
李小骝：父亲回国前1927年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参加中国共产党，1929年被日本警方抓入大牢。入狱3年，除了严刑拷打之外，牢里潮湿的环境极大地损害了父亲的身体，风湿性心脏病就是那个时候得的。后来保外就医，因为半条命就被日本当局放了出来。1931年出狱之后，这里倒是有一段故事的，父亲平日外出总有个尾巴日本便衣尾随其后，反正彼此都心知肚明。在几位热心同学朋友的策划帮助下，父亲总算甩掉了这个烦人的尾巴，安全回到了魂牵梦绕的祖国。时间节点梳理一下：1916年父亲10岁那年去的日本，1927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同年入党，1929年被捕入狱。1931年出狱后返回故土。
回国以后，他先后任职于北平大学、孔德研究所等，担任教授和研究员。接下来应该讲到1942年的时候，用父亲在他的序言里的说法是抗日军兴，他就和同志们一起去打游击了，参加了新四军。到了军部以后，陈老总十分重视，任命父亲为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负责战俘的思想教育、团结统战工作。战俘思想教育改造历来是我们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优良传统，在强有力的政策感召之下，很多日本俘虏转变了世界观，加入了反战联盟，有些骨干甚至参加了共产党。为我国反法西斯斗争、和平解放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件事，就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当时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区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其实粟裕将军还说了另一句话，打胜仗离不开大连制造的20万发炮弹。这位功臣就是一个日本的战俘，他掌握了生产的关键技术，但思想极为顽固。经父亲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立场有了根本转变，心悦诚服地贡献了他的才智，解决了我军后勤保障供应的难题。
提问：再后面的话你可以接着讲了，后来抗战之后。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受军管会的委托，父亲奉命接管国民党时期的中央研究院华东地区，上海、南京的所有的研究所（包括部分北平研究院下属研究所）。这是解放初期，之后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成立是在1949年的11月1日，成立之后父亲被政务院任命为科学院华东办事处的主任兼党委书记，任命书现存科学院档案馆，网上可以查到的。
50年代初，父亲还受命成立了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创办了刚才提到的上海市博物馆、图书馆。1959年，根据科学院的部署，负责组建了上海历史所，担任所长。实际上这段时间父亲在家里上班了，身体已经非常不行了，三天两头心脏出毛病，全家整日提心吊胆的。最后去世的时候，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肺癌全身扩散转移了。脑子里所有的地方都是癌细胞。父亲是1962年9月2日去世的，我印象太深了，因为9月1日小学开学。开学的第二天，一个电话把我从永嘉路的家里叫到衡山宾馆，我就知道坏事了，心里发毛，一路小跑，到了衡山宾馆的时候父亲已经过去了。
提问：那时候应该是小学三年级？
李小骝：我也是10岁，三年级，差不多。从小就是担惊受怕，除了他的身体，还有就是有形无形的政治压力。
提问：您这种状态有个词叫早慧，就是有的小孩很懂事。
李小骝：早慧不敢当，但是有一点比较敏感，这一点是肯定有的。
提问：因为有些小孩只知道玩，大人的事不太管。
李小骝：我们那个时候挺操心的，父亲带我们出去的时候，他最后路都走不动了，心脏病，都有一个手推轮椅塞在小车里，然后我记得就是拎着一个小塑料袋。派什么用处呢？父亲用它吐痰吐血，他每口痰都带血，就是这样子的。
提问：癌症晚期是很痛的。
李小骝：对呀，医院居然没有查出来他得了癌症，这也挺奇怪的。所以最后解剖了，因为父亲在临终之前的身体很不好，脾气很大。别人也可能会有些想法，包括组织上可能也会有。后来看了那个解剖报告，华东医院的解剖报告，这一下就全明白了，脑子已呈豆腐渣状，全是癌细胞，全身所有的地方都扩散了。
提问：那得是多强的意志力，在最后阶段还在看书。
李小骝：他还在看书。
提问：我想问的话大概差不多讲了，还想问的话，虽然他过世的时候您年纪比较小，但是除了之前讲过的这些东西，再早以前，比如说在家庭生活当中，对于一个父亲，有一些很平凡的，但是你却记得的小事你能讲一讲吗？
李小骝：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因为父亲身体不好，晚上随时可能要送医院，救护车不一定赶得及。怎么办呢，科学院就安排一辆伏尔加停在我们家的车库里，每天都停过来。因为父亲平时也不出门，一早这辆车就开到机关去了。我读书是在中科院子弟小学，驾驶员当然出于好心了，有时会顺路把我带过去。但是有一次给父亲知道了，把我狠狠臭骂一顿，再也不准许了。这事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
提问：您当时理解吗？
李小骝：还是理解的，因为当时我们在学校和社会接受的都是这方面的教育。但是父亲发这么大的火，这么大的脾气，我还是惊吓不已的。还有一件事，大约是1960年吧，放暑假期间，父亲因为身体越来越不行了，估计他也意识到去北京的机会不多了，自己提出要去北京。去北京以后住在西郊的亚非疗养院，他又表示了想去见见陈老总，因为陈老总知道父亲半条命了，讲还是他过来方便一些。那次我在边上，印象挺深的。我8岁吧，印象中父亲是称呼陈老总叫军长，谈什么我就不得而知了。那次应该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我们全家都很清楚，陈老总对父亲是有知遇之恩的。父亲有的那些想法，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并不合拍，但是陈老总在父亲身体许可情况下都委以重任，我想这是陈老总对父亲的信任和认可。你看这么多工作，身体又不好，都放手让他去负责处理，挺说明问题的。
提问：这个工作也是很关键的，保护这么多科学家。
李小骝：当然不是我父亲一个人，我有一个观点，保护科学家是要一根红线从上贯穿到下的。在那个年代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科学家都难逃厄运。当时政治局，先是陈老总，后头接任的是聂老总。再有就是我特别要提到，科学院的老领导张劲夫老院长，这也是口碑极好的。到目前为止，中科院最令人敬仰的领导之一就是张劲夫。在90年代末他到上海来，我们生化所是人工合成胰岛素主要参加单位，不少老科学家想念他，请他来所，相聚的场面非常感人。所以，有了这层领导，然后在华东地区，我父亲是前一段，后一段我特别要提到接我父亲班的党委书记、副院长王仲良，他也是很不容易的。高小文化，对知识分子出自内心的尊重、信任、爱护。以至于有些外地的高校，曾听到一位西安交大的教授都说起华东地区有一个王仲良，保护不少老专家免遭厄运，没有被打成“右派”，对此敬佩不已。回顾这段历史（详见《我的父亲李亚农》一文），我们这个岳阳路320号大院，为国家贡献了好几个自然科学一等奖等重大成果，和这些老领导政治上的尊重、保护科学家是分不开的。我在科学院服务30年对此感受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