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逸峰强调调查研究
陈绛
1956年1月，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会议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周恩来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提出正确对待知识分子问题的政策、方针和方法。我在1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读到报告全文。《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提出了正确对待知识分子问题的政策、方针和方法，总结了我国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经验，最后提出制定1956—1967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的任务，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这给我极大的鼓舞。
读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我内心萌发回到书斋做学问的意向。当时想到自己年龄不小了，将近三十“而立”之年，应当回归去研究学术。父亲过去也觉得我不是“搞政治的料”，希望我去学校或研究部门。正好这时中央考虑到中国科学院在上海的研究所，都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所，没有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所，决定在上海成立经济和历史两个研究所。当时广州举行知识分子会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我又听到上海经济研究所刚刚成立的消息。我想，此时正是机遇，便以我是复旦经济研究所毕业为理由，向统战部提出“归队”的要求，希望调到上海经济研究所，获得了同意。
1957年2月，我被调入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开始了后半生的学术研究。那天上午，我充满憧憬揣着调动工作的介绍信，来到上海西区一条树影婆娑的小路——靖江路（今桃江路）一座幽雅的小洋楼报到，新诞生的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不久前刚从高安路迁到这里。
所长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沈志远（1902—1965），浙江萧山人。早年因参加爱国学生运动被校方“劝告退学”，后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劳动大学学习。我过去读过他的1934年5月初版的成名作《新经济学大纲》。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四个学部，他当选为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6年初和黄逸峰负责筹备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所成立后，他担任所长。他不常来所，但我常听他来所时的讲话或报告。
经济所主持日常工作的是副所长黄逸峰（1906—1988）。我进经济所前就知道黄逸峰是位传奇式的人物。他是1925年加入中共的老党员，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救周恩来于危境。他七次被捕入狱，多次入党，多次被迫出党和重新入党。1954年新“三反”运动中在华东交通部部长兼交通专科学校校长任上，以压制校内学生批评的罪名（这种压制批评的情况今天算不上“罪名”，不值一提），被开除出党，并撤销本兼各职。经济所成立前他虽已恢复党籍，却仍身居闲职（市委工业部调研员），便被派来和沈志远共同负责筹建经济所。
那是1951年年尾发生的事。那年12月3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专栏发表了一篇题为《上海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存在混乱现象》的文章，批评校领导不去设法改善教学设备，却花了20亿元人民币（旧币）盖了一座大礼堂，等等。文尾的署名为“上海华东交通专科学校一群学生”。校方看到《人民日报》这篇文章后，认为文中的批评“不符合事实，是蓄意破坏学校名誉”，向兼任校长黄逸峰反映，黄听了汇报以后，指示追查投稿人，并组织职工学生联名给《人民日报》写信要求更正。校方查出该文的作者后，对他施加压力，逼令退学。他面对校方的巨大压力，又向《人民日报》写信申诉，说学校领导压制批评。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与有关各部门共同组成检查组，前往华东交通专科学校调查。黄逸峰认为这纯属正常建设，没有铺张浪费，对检查组采取不予理睬的傲慢态度，检查组经过初步调查，建议给黄逸峰以党内警告的处分，并要其在《解放日报》上作公开检讨。黄逸峰又拒绝检讨，将事情闹僵。接着，华东局派组织部负责人到北京向中央汇报，毛泽东听到黄逸峰压制批评的情况后，在一份材料上写下了“压制批评，轻则开除党籍，重则交人民公审”的批示。这样一来，黄逸峰就成为压制群众批评的典型。1953年1月，黄逸峰受到了开除党籍和撤销一切行政职务的严重处分。听说当时黄逸峰乘火车去北京，想去找王光美反映（他们在北京军调处时一起工作过），在火车上听到广播胡立教严厉批评他的文章，就知道没有希望了。1953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华东局暨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公开发表了《关于开除反党分子黄逸峰的决定》。黄逸峰遭到如此严厉的处分，可能与另一件事有关。那就是他在1947—1949年间担任东北铁路总局副局长、东北铁道兵纵队司令员期间，曾经顶撞过苏联派驻中东铁路的顾问，这位顾问向斯大林告了状，于是反映到毛泽东那里，给毛泽东留下不好的印象，毛泽东因此做出严厉的批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黄逸峰事件”。
我到经济所报到时，同黄逸峰第一次谈话，他对我说：经济所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上海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和改造。他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他说：“我过去的某些过失就失于没有调查。”我在他身边，他经常告诫我们要重视调查研究。他说，革命导师十分重视对社会实际的调查与研究。恩格斯在居留英国期间，曾对英国工人状况和工人运动做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写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拟定过关于各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统计调查提纲和《工人调查表》。长达40年创作《资本论》的过程，就是他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周密调查研究的过程。
那时，我27岁，他50岁，我敬重他，他也看重我。经济所除了政治经济学组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外，有一个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研究组，下设三个小组，分别对三家历史悠久的著名企业作调查研究，每组三四个人（他们的研究成果便是后来以重视典型调查而受到《红旗》杂志表扬的恒丰纱厂、大隆机器厂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三本厂史）；还有一个研究组以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解放后社会主义改造为对象，简称“改造组”，由黄逸峰自己直接领导。我被分配在改造组，我们这个组是三个组中人数最多的一个组。先我来到的黄苇（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来自《解放日报》）、汪熙（美国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研究生院毕业，来自银行）、徐雪筠（女，复旦大学会计系毕业，来自市工商联，现在美国）和刚从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的许维雍（女）等都在这个组，同时还从上海几所高等学校调来有关专业的一些教师参加——这些教师只是短期参加，不久便都回校去了。
调查研究是进行学术活动的基本功。调查指通过各种途径，运用各种方式方法，有计划、有目的地了解事物的真实情况。研究则是指对调查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维加工，以获得对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在黄逸峰主持下，改造组拟定了一份调查提纲，我们组又分成四个小组：黄苇去机电工业局，汪熙去医药公司，徐雪筠去商业局，我去纺织工业局。
纺织工业是上海工业中重要的部门。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成立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创了上海近代纺织工业的新纪元。上海纺织工业基本上能反映旧中国纺织工业发展的概貌。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接收了国民党官僚资本企业，纺织工业在上海工业中所占比重很大。至1956年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后，按工业公司归属的行业分别有棉纺织、印染、织布、亚麻、针织内衣、制袜、丝绸、毛巾被单、手帕、制线、织带制绳、制毡制帽篷帆飞花整理、衬衫服装、纺织机械制造、纺织器材等十五个行业，共四千多家企业。市纺织工业局管辖的范围广，资料浩如烟海，按照调查提纲的要求，我们选择织布工业公司为重点，开始对档案的阅读和资料的摘录。当时和我同一小组的有许维雍和一位来自上海音乐学院政治课教师，每个小组还配备一名新分配进所的高中毕业生，我们小组是七桂，一位朴实认真的女生。
黄逸峰是位有影响的老革命，由于他事先已同有关部门的领导打过招呼，各组工作得到他们的重视和支持，进行顺利。我和许维雍等四个人整天待在外滩上海市纺织工业局一个狭小的房间里，夏天，小房间十分闷热，当时既没有空调，又不能开窗通风，一开窗，档案被吹到高楼下外滩马路上，后果便不堪设想。只好靠电风扇，工作条件虽差，但接待人员非常负责周到。对于所要查阅的档案，局里十分慷慨，要什么，提供什么；看完一批，便调来一批，这与今天有些单位视档案为私有奇货，秘不外示，不可同日而语。在那时既没有复印机，更不知电脑为何物，全靠手抄笔摘，一笔一画地抄写，研究条件与今天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幸而当时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刚过去不久，各部门参加对资改造工作的干部大都还在，他们情况熟悉，取阅方便，若干年后，有一次我再去查阅时，他们都调走了，人去楼空，有些档案新来的，工作人员已不知其去向，若此我们的工作就觉得无从着手了。
我们这些人多数在以往工作中对于对资改造直接间接都有过不同程度的接触，我原来在统战部，对上海工商界和纺织系统有所了解，当时我要求“归队”，研究所同意吸收我们入所，也许正由于考虑到这一点。利用档案并没有什么困难。在各业务部门查阅档案资料告一段落后，便回所开始对调查提纲作修改补充，写出调查报告。这时邹今朴从市一个财贸部门调来，也加入改造组。我们按照对资改造的时间顺序分工写作。
1957年下半年，经济所因为人员增加，靖江路小洋房不够用，便迁到徐家汇原来一座天主教会的三层楼的大楼（据说原是修女的宿舍）。经济所在二楼，历史所在三楼。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反右”斗争在全国范围开展，我们经济所自然不能幸免。所内五名高级研究人员——沈志远、吴承禧、姜庆湘、杨荫溥已内定为“右派”，贾开基最初未定，到后来“反右”补课的扫尾阶段因为名额不够，还缺一名，便被“补”了上去。所内五名“高知”清一色被打成“右派”分子。因为沈志远是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主委，姜庆湘是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批斗”他们都是在市里进行，经济所只是配合，运动后期他们在全所人员大会上做了一次检查，我只记得沈志远检查时说自己对党不满，是因为他有钱却在市场上买不到东西（我们那时都觉得钱不够用，生活紧巴巴），听后觉得可笑，所以印象很深。我新从统战部调来不久，被党支部当作积极分子使用，平时和他们都没有什么接触，“揭发”不出什么“重磅炸牌”的问题，只是随大流，根据当时自己的思想水平，违心做了一些应付的表态和肤浅的发言。
（原载郭志坤撰稿：《陈绛口述历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