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联的工作

据《传略》，1931年12月16日，沈志远回到上海。从1932年初至1933年6月，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文委委员和中央文委委员。在此期间，先后担任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的委员、常委，参与编辑《研究》杂志。^[29]

这一时期，沈志远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社联”工作。1929年秋，中共六届二次全会后，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指导全国高级的社会科学的团体杂志，及编辑公开发行的各种刊物书籍”。^[30]1930年5月在上海成立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与“左联”“剧联”等并称“八大联”，由“文委”领导，行政上则属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文总）。

沈志远在“社联”的活动史料，主要来自当时“社联”成员的回忆。其中最重要的是史存直和韩托夫的回忆。

史存直1931年秋至“社联”工作，曾与沈志远共事。在《“社联”活动点滴》中，他回忆到：

“（一九三一年）秋天，组织上分配我到‘社联’工作。……当时，‘社联’党团由书记沈志远、同我一起从日本回国的郑彰群（也叫郑长群，当时用假名张启富）以及我三人负责。大约在一九三二年的夏天，沈志远突然失踪。据说是因他的一个任团中央负责人的亲戚被捕，他怕受到牵连而躲避起来了。……这样，党团书记就由郑彰群担任。党团成员又补了一个陈同生，他当时对外用假名‘小张’。不久郑彰群被捕（以后叛变），我就接替了“社联”党团书记的工作。这时，在党团配合我工作的除陈同生之外，还有曾纯均（即曾礼之、曾毅之）。从一九三二年夏到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七日我被捕止，我担任了一年左右“社联”党团书记。”^[31]

在另一篇回忆文章中，他更指出这位亲戚据说是孙际明，沈志远曾远避至香港。^[32]

史存直的回忆有几个问题：（一）他回忆1931年秋时，沈志远已担任“社联”党团书记，但根据《传略》，此时沈志远尚未回国；（二）他指沈志远1932年夏因孙际明被捕避走香港，但孙被捕是在1933年初。且孙际明是湖北人，与浙江人沈志远似乎不应有亲戚关系。^[33]

韩托夫亦提及曾因沈志远避走，以为他失踪，被迫迁居一事。然而他又回忆，1932年秋，邓初民参与暨南大学校务委员会开除几十名学生，事先事后均未向“社联”汇报，于是“由沈志远、老史（即史存直）和我同意，决定开除邓初民的盟籍”。^[34]则他此时应仍在上海。因此，基本可以认为，避走之事存在，但具体原因及时间，现有几种史料出入很大，有待进一步挖掘求证。

现在较能肯定的是，1932年“一·二八”后，沈志远接替张庆孚（琴抚）任“社联”党团书记并兼宣传部长，至少担任至1932年初夏。同时在中央文委担任职务。^[35]在此期间，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是主持召开了社联第二次全体盟员大会。据韩托夫回忆：

“1932年‘一·二八’上海事变之后，我住在沪西区。大约是在二三月间，在大中中学楼上教室召开了社联第二次全体盟员的大会。由沈志远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约有五十人左右，在我记忆中参加会议的有钱亦石、林伯修、周新民、邓初民、张启夫兄弟二人，柯柏年、李剑华、张志让、何思敬等等。这次会议是改组社联的会议。沈志远针对上届社联领导进行批评，认为上届社联无所作为，有右倾的倾向，脱离当时政治斗争，主要是针对张启夫和邓初民等人。”^[36]

当时，“社联”积极创办刊物，传播社会科学。据统计，在“社联”活动的6年时间内，自己办与合办的刊物达到30多种。但因为审查严格，许多刊物发行一二期后就被迫停刊。沈志远也投身此项工作。他曾主编《新文化》月刊，但出版两期后即被查封。^[37]另外，因柯柏年身体不好，他曾帮助协办过《研究》杂志，1932年出版一期后也被查封。此外，他也同许多盟员一起利用大学讲台巧妙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韩托夫就曾看过他兼课的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