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然斋史论集》总序
李亚农
十年以来，著者陆续发表了五本著作，即《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周族的氏族制与拓跋族的前封建制》、《殷代社会生活》、《西周与东周》、《中国的封建领主制和地主制》等；其目的在于依照一般社会发展的规律来划分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并尽可能依照具体的史料来阐述各阶段的人民的生活情况。经过十年的努力，著者认为自己总算替四五千年来的中国历史划了一个框框。至于这个框框是否比他人划的框框更圆一些？结论就不应该由著者来做，而是应该让读者来做了。
著者在抗战前，本来是欢喜搞一点甲骨文、金文什么的。打算在认识几个契文、金文之后，然后在这些最古老的文字中去研究一点古代社会情况。谁知道一钻进这些甲骨、鼎彝堆中，便乐而忘返，竟把古代社会的研究置诸脑后，研究起中国古代文字学本身来了。著者曾经把四五年内研究出来的一点寒伧的成果写在《铁云藏龟零拾》、《金文研究》、《殷契摭佚》、《殷契摭佚续编》等薄薄几本书中；前三本是以李旦丘这个化名发表在抗战之前的，《殷契摭佚续编》则是在解放战争胜利后才出版的。书的外表虽则寒伧，但在其中研究出来的成果，至今思之，仍不无有一些可取之处。或者这是敝帚自珍，也说不定。
志在于搞一点甲骨文、金文的人，其有没有搞中国民族数千年来的社会发展史的雄心，不问可知。其后抗战军兴，书斋中坐不安稳了，只好跑到新四军去跟着同志们打游击；光阴荏苒，一打就是十余年，手不握卷者也是十余年。本来就只有一点既不渊、也不博的可怜的学问，再加以长期的荒疏，即过去仔细看过的书籍，也必有误记、忘记之处。写起东西来就难免有几条小辫子给人抓着，时常供给人们一点讪笑的材料，也是意料中事。不过著者在这一点上，颇有勇气；笑骂由他笑骂，文章我自写之，著作依然是一本接着一本地出版了。每逢给人骂得面红耳赤之时，便常以敝同乡苏东坡的故事来聊以自慰。
坡公写诗，往往误用典故，如：以长桑君为仓公，以摸金校尉为摸金中郎，或者以葱为韮之类。谁知当时有一位伟大的、谨严而又渊博的学者，其名曰严有翼，竟能把坡公的错误，一一指摘出来，攻击得他体无完肤。渊博则诚渊博矣！谨严则诚谨严矣！可是千载之后，中国人民仍然只知道有一个错误百出的苏东坡，并不知道宋朝还有一个伟大的学者——严有翼其人了。坡公的长处，在于他的绝代才华，而其毛病在于他的粗枝大叶，更严重的是在于他的“想当然耳”。[12]
著者比他晚生几及千年，偏偏走上了同样摇笔杆子的道路；在写作的本领上，我和我的老乡，虽悬殊于才华，却相怜于同病。著者长处之有无，尚在未定之天，而粗枝大叶的毛病，却肯定地远比坡公厉害。因为有了如此这般的毛病，旷代的大诗人尚且逃不了臭骂，那就何况区区了。当然，著者假如满足于引坡公的故事来自慰，而不亟谋匡正错误之道，那就太对不起读者了。所以著者老早下定决心，一俟研究工作告一段落，就立即回头去做改订或增订工作。届时如有读者对于拙著的错误提出善意的批评，著者仍旧竭诚欢迎；至于恶意的讪笑，则恕不答复，著者实在没有许多精力和时间来浪费笔墨了。
拿研究的进程来说，现在恰好告了一个段落，是应该回头去改订一下旧作的讹谬的时候了；拿著者的健康状态来说，当此驹隙留光、命如朝露之际，也应该是把旧作通盘拿出来整理一下的时候了；假如在纠正旧著的乖谬之前，竟淹忽下世，则贻误后来的读者的责任，是逃不了的。所以著者也急于完成改校工作。无奈病体支离，坐以待旦的苦恼的长夜逐渐增加，终日昏昏沉沉，要考虑问题不容易，要提起笔来写作更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只得向朋友们讨救兵了。
十年以来，不断给病中的著者以协助的杨宽教授，负起了校阅古代史部分的责任；而南北朝、隋、唐史的权威——唐长孺教授也于百忙中挤出时间来，在短期内完成了《拓跋族的前封建制》的校阅工作；著者十年来的五本论著得以改名为《欣然斋史论集》并以现在这样改印合订本的形式与读者相见者，皆出于两君之赐。著者谨于此地向唐、杨两位老友致以最深厚的谢意。
经过唐、杨两位老友精心校雠之后，本论集中所有的错误，理应悉数消除；如果还有乖谬之处存在，责任当然不在代为校雠的唐、杨两位，而在于著者自身了。因为唐、杨两位提议修改的有些意见，著者并没有完全接受。
第一，关于某些历史事实的理解，唐、杨两位往往根据着历代相传的资料，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著者则以为旧说虽有来历，但以不合于逻辑（形式的或辩证的）之故，而没有接受；如果因为没有接受校阅者的意见，而保留了原有的错误，则其责任当然在于著者，是十分明白的。
第二，关于同一问题，在前出书中是这样说的，而在后出书中又是那样说的，前后矛盾。校阅者有时也提出了意见，建议改正前说之非，而著者却故意没有改动；只是在某些地方加了一条注，请读者参考后出某处，就算了事。因为著者相信把这种错误保留下来，对于读者不无好处。读者将由此认识到科学研究是如何逐渐地接近客观的史实或真理的。科学研究者假如对于他所研究的问题，都已了解透彻，那就根本无须乎再去研究；其所以还须要继续努力进行研究者，那正是因为研究者对于他所研究的问题还理解不够，或者根本上还不理解。例如著者在未写西周与东周之前，是不懂得什么叫作夏政、戎索、商政、周索的；尽管前人关于这些问题讲得很多，但著者既不能同意他们的说法，而著者本人对于这些问题，也没有任何理解，所以在未写西周与东周之前，只得避而不谈。其后，经过不断的研究和思索，自己认为已经懂得了这些问题（当然是自己以为懂得了）；然后将其研究的成果，写在《西周与东周》里，又例如氏族组织与军事编制的问题，又例如“作丘甲”、“赋甲兵”、“用田赋”的问题，都是后说是，而前说非，著者为了保留原著的本来面目，对于原文都未加改动，而只加了一条注。又例如商鞅变法，关于他的废井田、开阡陌的办法，古今中外，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史学家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我们都未能同意，而自己另外提出了新说。这些说法，在前后各书中，虽无前后矛盾之处，但前略而后详，或时时在作补充的情况还是有的，这表现出著者在研究过程中关于这一问题有了逐渐的、深入的、更具体的了解；现在把这种一步一步前进的痕迹保留下来，对于后来有志于研究中国历史的读者，或者不无帮助，所以亦未予以改动。
第三，中国民族的史前史，姑且不谈；单拿成文史来说吧，已长达四五千年之久。拥有数千万、数万万人口的泱泱大国，则其历史内容之丰富与纷繁可知。假使没有一个庞大的历史学家的队伍来长期地进行研究，就想要一下子搞清楚这样一个民族的历史，那是狂妄的；而著者以一人之力，仅仅花十年的工夫，竟替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大致划了一个框框，其粗疏之处之多，也是可想而知的。著者不是完全没有听见有些反对的意见：“你何必那样急？那样忙？急急于要去替几千年的历史划框框？你既然那样匆忙地从事于划框框，当然就会出漏洞；慢一点，仔细一点，把一切细小的问题都弄清楚了之后，然后再来替整个中国历史划分发展阶段也不迟。”但是，我们要说，我们很难接受这种意见。如果真的依照这种研究方法去做，那就应了两句古话：“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而我们在建立了人民的政权的今天，就必须马上有一套比较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来教育人民，那又怎么办呢？正如人民政府很快地澄清了黄河之水，把数千年来一直威胁着中国人民生存的黄河，改造成造福于中国人民的黄河一样，中国现在的所有的历史学家必须于短时间内很快地协力写出一本马克思主义的比较接近于或者吻合于客观历史事实的中国史，以澄清封建主义的或资本主义的混乱的反动的历史观点。由于这个工作是必须急的，必须忙的，所以著者才不揣冒昧，写起中国社会发展史来了。既然写得很匆忙，那就难免要出漏洞。出了漏洞不要紧，把它弥补起来。今天我们在中国从事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的学徒，只可能抱着这样的态度去做研究工作。今天中国的历史学家不可能把一切细小的问题都先弄清楚了之后，再来写新的中国史，而只能抓着关键性的问题来加以研究，加以解决，以便依靠这些骨干架子，尽可能迅速地写出一本比较正确的中国通史来。这种做法本来就是可能出漏洞的，再加之以著者的个性的粗枝大叶，就更加重了这一毛病。今当出版合订本的时候，虽然得到了唐、杨两位教授的热情的帮助，弥补了不少的漏洞，但由于著者的漏洞太多，恐仍有不少漏了网的漏洞。经过这番校雠之后，本集中如果还有未及校改的错误，仍应由著者来身任其咎，这是理应申明的。
著作在朋友们的不断的协助下，不单是大致完成了替中国史划分阶段的工作，而且能够在有生之日，完成了校改工作，这使著者大大地感到松了一口气；而今而后，贻误后来的读者的责任，其庶乎可以减轻一点。当此论集完成校改工作，行将付印之际，著者一方面虽然私自庆幸得到了减少一点贻误读者的责任的机会；但另一方面也感觉到今天我们对于一本书的要求和态度应该如何？还须考虑一下。
假使说，一本书的内容须要做到绝对没有一点错误，才算是一本好书，那么，著者就怀疑古今中外是否曾经有过这样一部书；连马克思自身的著作，最低限度，早期马克思的著作以及由黑格尔左派到新世界观的树立的转换期的著作，甚至于成熟期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也因其第一句之故），都在可以付之一炬之列；又假如读者对于一本书的要求，只在于采其可取者而弃其可去者，则很多著作（一无可取的诲盗诲淫的东西以及洋洋洒洒动辄数万言而没有一句说得对的八股文除外）对于一个读者来说，大都是开卷有益的。我们读一本书，主要是想从中得到一点好处，来作为自己的营养；而不是为了专去找坏处来填满自己的脑袋。请问！你拼命去找坏东西来填满自己的头脑之后，又将何所用之？诚然，在有营养的东西里面，有些不免包藏着毒素，一切具有健康的生理机能的人，都应努力于吸收营养而排出毒素；一切具有健全的理智的人，也应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努力，而对于书中的是非好坏，必须有所批判和辨别。然其所以要去粗，主要地是为了取精；其所以要去伪，主要地是为了存真；其所以要排除毒素，主要地是为了吸取营养。倘若终日专从事于排除毒素，日日沉溺于排除毒素，而竟忘去了吸收营养；即使是一个壮健无比的汉子，吾将见其很快地陷于气息奄奄、朝不保夕的险境。
说到这里，著者不能不想起康德哲学的遭遇。从消极方面来批判康德思想的反动性的文章，真可以说汗牛充栋；而从积极方面来研究康德，企图去其粗而取其精，去其伪而存其真，以作为无产阶级的哲学的营养，以作为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因素的文章，却寥若晨星。康德哲学之为反动的观念论，吾久已知之矣；康德哲学之为不能自圆其说的二元论，吾久已知之矣；对于康德哲学的批判似乎不必再多费笔墨了！而有些哲学家们却乐此不疲，永久地在那里批判，而不见其从中吸取营养来发展新的哲学。难道康德哲学竟是一无菁华可取的糟粕么？恐怕不是这样罢。
我们知道，康德的哲学是继英国的哲学家休谟的怀疑论之后而出现的哲学派别。休谟的怀疑论否认了人类认识客观真理的可能性，而当时自然科学的进步，都天天在证明客观的真理是可以认识的；换一句话说，休谟的怀疑论天天都在挨耳光。康德为了解答休谟所不能解答的问题，于是建立了他自己的哲学体系——二元论的观念论。一方面承认有法则可寻的自然界的存在，另一方面又承认有人类的认识能力所不能达到的“物自体”和不受任何自然法则约束的自由的精神的世界。康德本人认为，这样就可以克服休谟哲学的弱点。但是我们知道，在哲学史上，一切二元论都是不能自圆其说的、自相矛盾的理论；所以在康德之后，又出现了费希特的主观唯心论，企图弥补康德的漏洞。费希特认为绝对的“自我”是他哲学的出发点，世界及其一切规律都是绝对的“自我”从自身中创造出来的；从而在说明客观世界之所以存在，以及如何去认识这个世界的问题上，虽然避开了康德所碰着的暗礁，虽然在理论上避免了二元论的弱点，其奈他自身的条理畅通的极端的唯心论，是完全不符合客观事实的空论何？谁在宇宙中又曾经看到过一个“自我”在那里创造世界呢？这种极端的唯心论是很难说服人的、软弱无力的荒谬的理论。费希特在耶那大学的讲座的接班人是谢林，他为了弥补他的前任者的缺憾，提出了同一哲学（物质与精神的同一）的原理。可是当他的哲学还没有来得及在各方面发生重大影响的时候，他的微弱的呼声，已为抱着同一目的而登场的、风靡一世的黑格尔哲学所压倒了。至于黑格尔哲学，纯就其理论来说，好像一个五官端正、四肢俱全的人，几乎无懈可击；可是用客观的存在来作标准一检查，就变成了两脚朝天头着地的怪物。所以，随黑格尔之后而来的费尔巴哈却从唯心论转到了唯物论。
马克思便是站在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他的新世界观——辩证唯物论，从而攀登上了人类的哲学思潮的最高峰。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既然对于人类社会做了伟大的贡献，则饮水思源，我们就无法否定黑格尔哲学对于人类社会的贡献；我们既然无法否定黑格尔在哲学上的贡献，我们又怎么能够否认黑格尔哲学所依据以成立的先行哲学家们的贡献呢？试看康德的名著《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十二个范畴，在黑格尔的大、小逻辑（或辩证法）中占着何等重要的地位，就可以证明著者的言之非诬。
肯定康德哲学贡献（不单是康德，其实是先行于马克思的一切哲学家的贡献）的时候应该到了。著者记得两年前曾经在一本外国杂志上看到一位哲学家写了一篇文章，其标题曰：伟大的康德。对了！我们已经充分地谈过了康德的反动性，再谈也没有啥味道，反正说来说去不过是那几句话，早已变成了老生常谈，何必再去谈它！现在是应该谈一谈康德的伟大的时候了。去其粗而取其精，并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来发展无产阶级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时候应该到了。及至读完了这篇文章之后，著者不禁大失所望。原来这位哲学家仍然花了十分之九的篇幅去批判康德的久已耳熟能详的反动性，而仅仅用了十分之一的篇幅来谈康德在天文学上的成就。他并没有谈出康德之所以伟大，而只谈了康德之所以渺小。试问我们怎么能够从这样的研究中去其粗而取其精，以发展新哲学，以建设新文化呢？
“是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由于这一真理太有名了，谁都知道，人们往往因此而忘却另一真理，即“思想一旦形成体系之后，它就具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每一思想体系都为客观的存在所规定，都是当时的客观的存在的反映，都是客观的存在的产物；同时，每一思想体系皆为先行思想体系所规定，都是先行思想体系的必然的发展；请读者试一回顾近代和古代的哲学的发展过程，就很容易理解后一条真理跟前一条真理同样是颠扑不破的，当我们站在马克思的伟大的著作前面，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之伟大。这些东西正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源泉。马克思用尽了心血来研究了这些东西，但是他并没有替我们代劳，我们还必须亲自再去下一番苦功，才能真正有所收获，我们不能只抱着一部《资本论》去大谈其经济学（最近王亚南氏在《人民日报》上提倡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颇有见地）。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假如我们只读几本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即引以为满足，那我们不单是没有任何资格来建设无产阶级的新文化，甚且会丧失理解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能力，因为马克思的著作本身，都是渊源有自的。没有打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就没有透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可能。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我们不单是应该研究资本主义时代的古典著作，并且还需要研究人类一切时代的古典，从中吸取营养。谁都知道人类的社会生产力是跟随着社会的发展阶段而发展的，人类所创造的文化一般地是跟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但并不一定所有文化都是如此。例如欧洲封建时代的社会生产力虽比奴隶制时代的生产力为高，但中世纪的文化（当然，我们不能忘记这个时代的识字的人数的增加和文化地区的扩大，也不能忘记这个时代木犁变成了铁犁），却远不如古典的希腊文化之绚烂夺目，尤其是在诗歌和雕刻方面，马克思简直认为希腊人的创造力发挥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程度。我们完全同意马克思的看法。试将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最伟大的雕刻家米开朗琪罗和近代法国最伟大的雕刻家罗丹的作品和希腊雕刻比起来，我们不得不承认前二人比后者仍有逊色（米氏的毛病有专名叫筋肉过多症）。今之有志于雕刻艺术者，如果要向古典文化吸收营养的活，那你就必须去向古希腊的雕刻家学习；如果你不去向希腊雕刻学习，而专向其他的国度或其他时代的雕刻学习，虽然同样可以学到一些东西，但你却是在去其精华而取其糟粕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能够创造出光辉灿烂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新雕刻艺术呢？我们必须继承人类的一切优良传统（注意：笔者在这里只是说继承优良的，并没有说要继承恶劣的；当然，称这种继承为批判的继承亦可），然后站在这个基础上去开辟前人未踏的新境界，去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又例如：“中国新诗的前途，在于很好地去研究古典和民谣”，这也是近年来流行于我国的非常有名的一条真理，而且是被中国文学史不止一次地证明其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宋词和元曲都是结合古典与民谣然后产生出来的生机活泼的新形式的诗，这是熟悉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人，谁都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所以这一条真理，对于中国的新诗人来说，是极端重要的。可是，我们必须知道，所谓要“研究古典与民谣”，乃是既要研究民谣，同时又要研究古典的意思；并不是叫些人来写几首五个字一句的诗，或七个字一句的诗；再叫一些张三李四来随便写几行既不押韵，念起来又不顺口的七长八短的句子，就算研究了“古典与民谣”。更明确地说：就是必须要结合民谣与古典来同时进行研究，并由此而创造出一种既非古典，也非民谣的另一形式的新诗，这才是这一条有名的真理的真谛。而且这一真理暂时还不是向今天中国一般群众来说的，在今天就要求一般群众去研究古典，似乎还做不到；如果今天一般群众真要为了新诗的前途而忙碌，那恐怕是白忙了。研究古典，去其粗而取其精（把过去诗词中值得继承的继承下来），更结合今天的民谣（民谣是在群众中自然产生的歌谣，而不是叫张三李四硬挤出来的呐喊）所表现的新的生活、感情、思想，来创造富有生命力的新诗，这对于今天中国的新诗人来说，实责无旁贷。
要创造新的，就必须继承过去一切值得继承的；因为这样做，不单是可节省许多劳力，更重要的是能够避免走错路，栽筋斗；这样做法，实为避免碰得头破血流的最好的保障。所以说，继往实所以开来。辩证法中最主要的概念之一，就是“扬弃”（在《小逻辑》和《大逻辑》中出现的次数最多。何止千百次，比任何其它概念出现的次数要多得多，由此可知其重要性。舍此，便无从谈辩证法。“扬弃”二字的德语原文为aufheben，本由auf和heben两部分合而成一字的，auf有“去掉”，heben有“抬高”的意思），其意若曰：弃其粗者而保留并发展其精者，这是一切马克思主义者不得忘去的一条。所谓有创造性的东西，决不是忽然从天上掉下来的，也决不是任何人单凭胡思乱想就可以作出来的；必须付出大量的辛勤劳动，到过去的传统中去做一番辨别优劣的工夫，然后去其粗而取其精，更发展其精者，以创造新的文化，并以此启发后人，使人类的文化得以不断地发展和提高；要具有这种承前启后的作用的东西，才配得上“创造性”三个字。例如，毛泽东同志有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著作都是典型的富有创造性的煌煌巨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这些伟大的著作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到了胜利。若没有下功夫去研究继承什么？如何继承？就想随随便便地凭空创造什么新事物，这种做法，简直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真有点令人不寒而栗！
要创造新的，就必须继承旧的——把过去一切值得继承的精华全部继承下来，这是任何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藉以发展的前提，历史科学当然也决不能例外。为了使我们今天的历史科学获得更大的发展，我们必须继承过去历史学方面的所有的精华，对于每一时代的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都必须珍视，而不得有所轩轾于其间，因为正是这些研究的积累，在帮助我们一步一步地更深入地、更生动地理解人类的历史。譬如拿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来说，除了甲骨文和金文而外，我们藉以研究古史的最早的文献，首推《尚书》和《诗经》两部书，为了正确地理解这些古代文献，我们能重汉学而轻宋学吗？不能。能够重宋学而轻朴学吗？不能。能够重朴学而轻“五四”以后抬头起来的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吗？不能。因为每一时代的学者（只要不是冒牌的）站在前人的研究的基础上，对于他所处的时代，都作出了相应的贡献，他的研究的成果，正是后来者做研究的基石。即以《诗经》为例，我们为了理解这部最古的诗歌集，就没有办法离开秦汉之际的经师们的序、传和东汉末期的郑康成的笺。宋儒和近代资产阶级的学者把这些序和传说得一文不值，认为完全是穿凿附会之谈；其实，假如没有那些古代经师和汉儒替我们传下来的一点训诂的话，则宋代名儒和近代硕学是否能够那样目中无人，畅谈古诗，并且痛快地揭露序、传和诗的内容的矛盾，是颇有问题的。诗经的序、传、训诂，在未固定成文字以前，都是师傅口授的；既然是口耳相传下来的东西，就难免有误传；他方面，既然是口耳相传下来的东西，就必有其没有传错的部分。试看传中训诂，我们能够武断地说它都是错误的吗？抱歉得很，离开了这些训诂，哪怕你是宋代的名儒，要想读通这部诗经，那还是办不到的。何况序、传所传，未必全是误传，而必有其吻合于古代的史实者。问题不在于序、传是否完全货真价实，而在于今日之读者是否善于以社会发展史的规律为尺度，去辨别真、伪、是、非，而信其可信者，不信其不可信者。
更具体的例子：诗序之作者为谁？自古就传说不一。有的说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后汉书》又以诗序为卫宏作，隋末则以为诗序是子夏所作，其后毛公、卫敬仲又加以补充。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后来的宋儒、清代的朴学家、资产阶级的史学家都加入了论战，争论得十分热烈；都企图证明子夏、毛公、卫宏诸说，皆为虚谬，甚且是汉朝以后的伪作；但是我们不想被卷入这一漩涡，去考证到底谁是这些序、传的作者，我们只要申述一下下面的见解，即可引以为满足：假如我们放一把火，把这些序、传（包括训诂在内）通通烧掉，那么，哪怕你是一代的硕学、鸿儒，便休想读通这本中国最古的诗集。事实既然如此，则汉以前的学者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不过我们也得申明一下，我们这样热心地替汉学做啦啦队，倒不是存心要帮助汉学去打倒宋学，不过是依照今天的历史观点来两句公道话罢了。
著者肯定汉学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作出的巨大贡献，但并不想因此而否定宋学的价值；由于汉儒的顽固的性格，各立门户，各有师承；即以《诗经》而论，在毛诗之外，还有齐、鲁、韩三家，皆各死守师说，而不考虑师说是否符合史实？是否符合逻辑？是否有自相矛盾之处？是否有穿凿附会之谈？连极其明显的讲不通的训诂，他们皆视如拱壁，也一代一代地盲目地传下来，而不敢有所变易。和这样不讲理的汉学比较起来，则宋儒恰好是合理主义者。凡是不符合于他们的宇宙观、人生观、伦理思想以及依据这些观点而制造出来的逻辑（哪怕这种逻辑带有封建的色彩，但终归是一种逻辑，一种道理，是一种封建社会的人们所能承认的道理），他们一概拒绝接受。宋儒站在合理主义的立场上，根据着他们的逻辑，轻而易举地指出了汉学的许多不通之处，汉儒的愚蠢的地方；使后之学者不致迷信古人的一言一语，依照字面价值来接受古书的一字一句，而必须使用自己头脑来辨别是非真伪，这是宋儒在中国学术史上作出的最大贡献。宋学的武器是逻辑，而汉学的根据是师承。汉学虽有不通之处，但其有师承而又合于逻辑者，我们应承认其价值；宋学虽无师承，但其有逻辑的根据者，也就有暗合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可能，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其价值。“合理的就是现实的”，如果我们不能否认这一条辩证法的话，我们很难像朴学家那样，斥之为空谈而一笔抹杀宋学的贡献。所以著者有时也根据着宋学来讲历史，而并不嫌其缺乏史料价值。
至于朴学家，在中国数千年来的学术史上占有更重要的地位；由于他们的研究方法和近代资本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极其接近，所以取得了一些超越前人的成就。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指出封建的朴学家的研究方法，虽已接近于资本主义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已具有实证主义的精神，但由于他们缺乏逻辑，由于他们的研究只满足于有证据就行，而不管他们的说法合不合理，所以他们的成就，比起资产阶级的学者来，终归略逊一筹。我们必须知道，经过朴学家的考据，而且有了证据的东西，也不一定可信。有清乾嘉时代的朴学家，都是一些伟大的蠹虫。他们把所有的古书读得滚瓜烂熟，无论什么问题，只要是和他们的研究有关的，他们都不难在古书中去找出两三条证据来证明己说之是，而异说之非；即使是关于一个字的古义吧，这些渊博的老先生们都能够到古书中去随便找三两条证据来标新立异。其研究的结果，往往失之于好奇，而不一定是真理；尽管如此，朴学家们在中国学术史上仍然拿出了空前的成绩。
最后，资产阶级的学者，则以王国维为代表，终于出现在中国学术史上了。在这位终身不肯剪掉辫子，以致苦闷得投水而死的王忠悫公的思想中虽然还掺杂着封建的成分，但他所采取的研究方法的确是近代的，因而他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他的全集达到了六七十册线装书之多，即尽量去其糟粕，然后取其精华，其在中国学术史上的贡献，就颇有可观。“五四”以后，中国资产阶级的科学研究，无论哪一个部门，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没有力量，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轻视科学研究的结果，大都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机会；惟史学得天独厚，出乎意料之外的培养了一批人才，拿出了相当的成绩。一般地说，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学的成就，有下列两点：第一，在于它继承了朴学家的优良传统，再加之以资产阶级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我们必须知道实证主义有它反动的一面，也有它合乎科学的研究的一面），使它有了可能来弄清楚历史上许多个别史实。即以古史辨这一派的疑古的学风而论，尽管他们有为怀疑而怀疑，终于把一切都否定掉的倾向；但在他们否定掉的东西之中，的确有应该否定掉的。凡从事于古史研究的人们，假使不通过这一关，那就会连古文献的真伪都不知辨别，我保证你写起文章来将大闹其笑话。我们必须承认，尽管疑古派有它的缺点，但我们决不能抹杀其成绩。第二，由于弄清楚了许多历史事实，使它有了可能来更具体、更深入地认识中国历史（只要这些认识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发生冲突的时候），从而把一部分史实或历史形象化了，使过去中国人民的生活得以活灵活现地出现在读者脑筋中来，从而帮助了读者更具体地去理解业已过去的中国人民的生活。今姑且举两个例来说，当著者读到张荫麟氏（已故）的《中国史纲》（上古篇）和顾颉刚氏的《浪口村随笔》原稿（乃是一部读史札记，其中不少篇章是有见解的）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
至于资产阶级历史学的危害性，首先是其某些著作具有的有意识的反动性，包藏着害人的毒素。例如现代法国的文学家莫罗亚，于法国战败后，曾写了有名的《法国战败了》一书，这部书在抗战初期也曾经轰动过中国的读者界；另外他还写了一部英国史，又轰动了资本主义阵营的读书界。何以一个法国的文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竟能越俎代庖地（不是英国人）写了一本英国史，并且轰动了资本主义阵营的读书界呢？莫罗亚到底凭什么神通，竟能使其著作发生如是其大的影响呢？原因是这部著作的著者，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通过主观的取舍，选择了丰富的合于自己的口味的史料来证明英国人民的历史，绝对不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是阶级协作的历史。这就很合于全世界资产阶级的需要。他们可以用这种歪曲的历史，来证明英国资产阶级所组织的国家体制，应该是所有的国家的理想目标，而且成为阶级冲突的调和者。莫罗亚通过主观的取舍来歪曲了历史的真相，并藉此以达到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目的；但他在书中决没有提到他要反对马克思及其阶级斗争学说，只是把一些历史故事，以文学家的叙述故事的天才，娓娓道来，非常动听，从而发挥了极大的吸引力。莫罗亚的反动技术，可谓巧妙已极，其为害就更厉害。
其次，由于资本主义末期的历史学的毛病是在于它的害怕真理，从而不敢积极追求真理，因为走上了为钻研而钻研的游戏的道路，致使它的研究丧失了目的性，而变成没有意义的烦琐不堪的废话。其弊之极，将有如章学诚所云：“……贪奇嗜琐，但知日务增华，不过千年，将恐大地不足容架阁矣。”[13]
第三，资产阶级的历史学，较之过去史学是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它既懂得实证的方法，也懂得形式逻辑的法则，但它始终不懂得辩证法。当它为了研究某一问题而收集资料的时候，缺乏发展的观点。材料堆积如山，而不知道这些资料并不属于同一时代；却硬要把这些资料排列起来，硬要使其融会其通，以阐明历史的事实。这种文章令人越读越糊涂，而写作者是比读者更糊涂的。
尽管资产阶级的历史学有如是其严重的毛病，我们不欲建立无产阶级的新史学则已；如欲建立新史学，还必须以资产阶级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当然要去其糟粕）为基础，从此出发去进行研究，然后才能够事半功倍。如此说来，我们对于过去的学人的研究成果，这也舍不得抹杀，那也舍不得丢掉，都打算加以批判的继承，则古人所谓“读万卷书”者，殆非大言欺人，而是事实的需要。著者浅学菲才，虽然作了毕生的努力，但是否已经读破万卷，仍旧心中无数；所以虽然写了几篇文章，并不敢自信其以这样的萤烛末光，便能增辉日月；不过是愚者千虑，窃愿献其一得之见耳！
著者一九六二年孟春之初，自序于上海枫林桥畔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3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1页。
[3]《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44页。
[4]《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44页。
[5]《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46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2页。
[7]正如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的革命一样，资产阶级法权，也可以译成资产阶级式的法权和资产阶级性的法权，但其间的涵义是互有区别的。
[8]《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44页。
[9]郝理：《按劳分配原则是资产阶级法权吗？》，《光明日报》1962年5月21日；《经济学》第137期。
[10]《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50页。
[11]刘少奇：《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1页。
[12]坡公应试文，题为刑赏忠厚之至论。其中有：“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一段文字。“杀之三”、“宥之三”两句，诸试官均不知其出处。及人谢，欧阳公问其所从出。东坡笑曰：“想当然耳。”闻者为之哄堂。其实，“想当然耳”的说法，也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是依据形式逻辑或辩证逻辑的法则来提出的或根据过去的研究成果来演绎的，那就是科学的假设。对于真正了解近代科学研究方法的人来说，假设，并不是什么神奇古怪的东西。
[13]章学诚的话，虽为某些封建时代的钻牛角尖的史家而发，然亦可适用于为钻研而钻研的一些资产阶级的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