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领宣传团　深入大别山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共长江局南京市委决定将平津救亡学生中的进步骨干与“南京学联”中的进步同学合并组成“首都、平津学生救亡宣传团”，开赴鄂豫皖边区，进行抗日宣传组织工作。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李华、委员方珂德召集父亲和董凌云（清华大学学生党员）、叶笃廉（清华大学学生党员）、胡叔度（金陵大学学生党员）、李庚（金陵大学学生党员）等，在成贤街文德里14号父亲家中的书房开会，布置了由中共地下党支部领导“宣传团”的工作。由董凌云任团长，父亲为主管宣传工作的地下党支部委员。父亲接受重任后，在不到7天的时间完成准备工作，和董凌云、胡叔度等地下党支部成员，率百余人向安徽大别山地区挺进。11月，父亲与宣传团由芜湖裕溪口过江，在长江北岸的巢县、合肥、淮南、无为等地，辗转进行抗日宣传，组织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发动群众和青年进行武装自卫。15日深夜，宣传团接到南京电报指示，要全团立即返回芜湖。当宣传团回到芜湖时，中共南京市委委员方珂德已在芜湖一座破旧的城隍庙前等候了。他凝重而低沉地对大家说道：“1937年12月13日，我国首都南京沦陷于日寇之手。”他还揭露了日寇在南京残杀30万同胞的滔天罪行。他宣布的消息使大家十分震惊和悲愤。父亲不禁流下了痛楚的眼泪。大家纷纷表示，誓与日寇血战到底，一定要为南京死难同胞报仇。

1938年初，父亲和“首都、平津学生抗日救亡宣传团”经武汉稍事停留，立即转入长江两岸暨鄂东南，胡叔度率一队到大冶、黄冈一带，父亲和董凌云率另一队直趋黄陂、麻城、黄安一带老革命根据地。沿途，父亲听到了许许多多的血泪控诉，国民党屠杀了无数的红军战士和他们的家属，要群众接受与国民党蒋介石及其地主老财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是很难的。因此，起初不少群众对宣传团异常冷淡，把宣传团的同志看成是替国民党说话的少爷、小姐，甚至要将他们赶走。可是当他们亲眼目睹宣传团的同志们自己背行李、打铺盖、睡草地，和他们一起吃糠咽菜，同枕共眠，起早贪黑地帮助百姓挑水做饭打柴，群众的态度渐渐转变了。于是，父亲和宣传团的同志们向群众讲述了当前民族危机和抗日形势，说明为什么要放弃土地革命实行减租减息，说明抗日一定要建立根据地，要用游击战积极配合八路军和新四军。鄂豫皖毕竟是革命老根据地，群众觉悟很高。在当地党组织的配合下，无数抗日救亡团体和组织纷纷建立起来了。在武汉沦陷之后，这一带成为阻止日寇前进的又一战场。日寇只能占领沿江、沿铁路线的一些大中城市，广大农村和乡镇仍然在我们手中。

一天，父亲与董凌云一道由黄安步行数十里，到达大别山脚下的一个名叫七里坪的地方。他们向驻扎在这里的著名红军将领郑位三同志汇报宣传团的工作。郑位三热情地接待了父亲与董凌云。在他的屋里生着一盆炭火，用瓦罐炖着红烧肉，煮了土豆，炒了鸡蛋和着野菜，请父亲他们饱餐一顿，这在深山里是招待“贵客”的规格了。晚饭后，郑位三与父亲和董凌云在煤油灯下促膝长谈直至天明，从黄麻地区的起义，一直谈到抗日战争以及宣传团工作的重要意义。除了几杯白开水、一盏煤油灯以外，就是满桌的土烟叶，大家用纸卷着吸，一根接着一根。除了偶尔有几位挎着驳壳枪系着红布带的红军战士进来送水外，整个大别山都已入睡。第二天黎明，郑位三偕父亲和董凌云登上山峦，透过一层轻纱般的薄雾，兴致勃勃地观看红军战士的晨练，他们个个生龙活虎、勇敢机智，而年龄不过十七八岁。看着这些战士，父亲对抗战胜利充满信心。他在心中呼喊道：“中国不会亡！”